3月16日，阆中市人民法院在阆中市江南镇公开宣判一起妨害公务案，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6到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其中两名宣告缓刑。至此，这起在当地轰动一时的农民工讨薪演变为妨害公务的事件尘埃落定，8名被告人均对自己不理智的行为追悔莫及，事件也再次敲响了理性维权的警钟。（3月17日澎湃新闻网）

　　法有所止不可为，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法律红线都不可逾越。农民工出于“讨薪无门”，扰乱社会秩序，试图借此向政府施压，达到索要工薪的目的。于法而言不可取，妨碍公务理应受到法律制裁。然而，阆中法院这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判决并不漂亮，甚至不被认可，反而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惴惴不安。

　　舆论几乎都把矛头指向“公判大会”的“不合时宜”，这种古老而悠久的“示众式公审”，可谓源远流长，死而不僵。即便法院的初衷是惩治一小批，警示一大批。然而，“杀鸡儆猴”式的公开审判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有极大的风险。以群众大会的方式包装法院的公开宣判程序，不仅损害了被告人的形象，更让其人格在众目睽睽之下荡然无存，指不定会给他们往后的生活带来何种负面影响。这与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显然背道而驰。

　　说白了，“公判大会”就是“游街示众”式的审判，是种陋习。这违反了“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相关规定。从这个层面上看，类似以威慑社会公众为目的的“示众”或变相“示众”的做法实不可取，必须坚决纠正和追责这类做法。

　　事实上，公众所不能接受的，并非“公审公判”这类难逃侵犯人权嫌疑的“广场式司法”，而是农民工讨薪这个顽固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农民工扰乱社会秩序并无恶意，无非是想引起政府关注。如在过去，庶民闹市滋事鸣冤，借此惊动衙役报案，两者实属同一性质，无非是维权方式缺乏理性成分。这正是公众叫屈“欠薪老板逍遥法外，可怜民工求助无门”的根本所在。

　　当然，我们应该试着脱去“民工讨薪”这层“煽情”的外衣，如果公开受审的是贪官污吏或者无良奸商，公众还会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吗？舆论还会如此激烈地批评“公判大会”的“罪大恶极”吗？显然不会，说不定还会拍手称快，高举司法公正的旗号。民工讨薪值得被社会同情，但并不能被法律所原谅。

　　古代推崇“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严明执法，现在依然要秉承这种做法，司法公正容不下“区别对待”。执法部门对待弱势群体，不能只是高高在上，而要放低姿态人性化普法，更要疏通司法援助的渠道，让农民工真切地感受到司法的存在，司法的力量。

　　毫无疑问，非理性的讨薪不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但同时也该看到，如果有别的办法，农民工也不至于铤而走险，踩着法律的红线，不计后果讨要工薪，有些时候也是无奈而为之。换言之，罔顾民工权益，拖欠民工薪资的问题一天得不到有效解决，类似的维权行为就很难从根本上杜绝。恶意欠薪问题大量存在，民工法律常识认知欠缺，依法维权成本太高等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这次公开宣判大会的成效在于“不少群众表示自己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那么，激发舆论诟病的是，为何偏偏将这种“粗暴”的庭审方式强加在讨薪的民工身上？但愿，“正在开会研究中”的各个部门能给公众，也给被判刑的农民工一个合理的交代。（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