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祖国遭受外来入侵，当人民陷入危难，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3000多万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卢沟桥事变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的大片领土，使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难。然而，苦难压不倒中华儿女，在日寇的铁蹄下仍然涌动着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热流。许许多多亲历过日军种种暴行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统治开展了不懈的斗争。

　　铁蹄下的爱国热流

　　1936年8月2日，一位31岁的东北抗联女战士，用没有指甲的双手给幼小的儿子写下了遗书。几个小时后，她被日军枪杀。直到她牺牲，日本人用尽一切酷刑——灌辣椒水、竹签子扎手、烧红的烙铁、长达7小时的电击、往伤口上抽鞭子……所能了解到的只是：她叫赵一曼，是一名抗联战士。古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个人，被敌人一点一点折磨致死，比战场上一枪致命要残酷得多。“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牺牲，让这位年轻的母亲无怨无悔。

　　1943年冬，日军仍不断加强对沦陷区的血腥统治。南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军输入大量毒品，南京城鸦片烟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人们对南京沦陷时日寇的大屠杀记忆犹新，对日寇的毒化政策更是义愤填膺。在中共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下，南京大学进步学生厉恩虞、王嘉谟巧妙利用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1943年12月17日、18日，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上千名同学走上街头，砸烂了以夫子庙为中心的所有烟馆，并把烟土、烟具、赌具堆在广场上当众焚烧。厉恩虞在广场上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说，很多同学也跟着失声痛哭。厉恩虞、王嘉谟又领着大家唱《毕业歌》，在同学们的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

　　在隐蔽中积蓄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1941年，27岁的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来到西南联大报到。一到昆明，马识途就又投入了反对专制腐败、争取抗日胜利的新的战斗。当时的大后方校舍简陋，不能提供开水，很多学生去附近小茶馆里自修。马识途就利用泡茶馆的机会“摆龙门阵”，讲一些他过去在上海、南京参加学生运动，在鄂北、鄂西从工人、农民那里受到的教育。很多只是从家庭到学校、没有接触过社会实践的同学从这些故事里得到教益，汲取了向前奋进的力量。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为了缓解生活困难，在中学兼职教课。马识途就在昆明培文中学兼职，他与在这个中学任教的进步同学李晓、许寿谔等组成读书会，启发了许多中学生的进步思想。

　　马识途的同学齐亮，也是隐蔽中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仅学好自己的功课，还热心于交朋友和组织各种群众活动。当时，联大的同学大多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生活费没有来源，大半靠学校提供的微薄“贷金”来吃饭。然而就是这点可怜的“贷金”也因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而大大贬值。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当时由三青团霸占，他们不知学生疾苦，食堂办得越来越糟，同学们越来越不满意。齐亮自告奋勇邀约了平时比较接近的60个人，办了“膳团”。他把大家有限的一点“贷金”精打细算，下厨房监厨；为避免浪费，还自己带人去菜市场买菜，去乡下买价钱公道的好米，想尽办法变着花样让大家吃得满意。“膳团”很快就出了名，要求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齐亮和其他为大家热心服务的进步同学，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产生了良好印象，树立了很好的信誉。

　　马识途、齐亮等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勤学、勤业、勤交友，自然而然地紧密团结了几十个可以称为骨干的同学。在这些同学周围，又形成许多“朋友圈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社团。经过这些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许多爱国青年都参加了当时的进步运动，在斗争实践中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方向。

　　不到延安誓不停

　　70多年前，大批爱国青年从海内外各地来到延安，投入火热的革命熔炉。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人数达3万人。其中70%为中学以上水平，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爱国青年到延安，还有不少侨胞从海外远赴延安。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以上的也有80%以上。

　　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比如温联琛，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尽管从小娇惯，但她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在武汉时就从家里偷跑出来，结果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她还要去延安，父亲没办法，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当时，她年仅14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温联琛通过翻字典给自己改名为夏沙，后奔赴延安。还有个新加坡青年侨胞叫吴醒柏，也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他不愿做亡国的华侨，决心回国抗战。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偷跑到香港。他的父亲坐飞机追到香港，称只要回去答应他一切条件。可他还是坚持到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为什么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呢？关键在于这里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取得的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对日作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这里充满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执行着“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就是当时很多爱国青年内心的真实写照。

　　历史证明，青年把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联，才能大有作为。70多年前，无论是走向抗日前线还是留在大后方，这些革命青年都在遭受敌寇蹂躏的广大人民中播撒了民族解放的种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动员起人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他们无愧于祖国的期待、人民的厚望，堪称“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