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道看来，一系列看似无懈可击的防作弊体系，在由金钱串在一起的家长、组织者、枪手、监考者面前形同虚设，让替考这个最原始、最没“技术含量”的作弊方式轻松上演。如此制度性失守让人触目惊心。教育部和公安部有必要及时介入，对相关各方严查到底、严惩到底，给公众一个交代。

　　须注意到，在舆论场中，除了怒斥替考黑幕与监管失范的声音，还有不少人对记者卧底替考是否违法进行了质疑。其中，记者最明显的违法行为就是，报考前，将自己照片提供给组织者协助伪造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后续又使用假证进入考场。在实证法上，相关行为同时违反了《身份证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须受到罚款或拘留的处罚。

　　然而，《行政处罚法》还规定着，“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类似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上亦有体现。

　　南都记者这次的确干得漂亮。一是遵循了比例原则，用轻微违法揭露了重大违法窝案。二是及时报案，获得了法律上的“自首”与“立功表现”。

　　事实上，人们纠结于记者是否违法，在背后正影射出对两种正义价值冲突的担忧。守法是一种正义，甚至多数人会认为法律是最高的正义。而另一方面，新闻监督、记者卧底也是为了实现正义。若是记者不轻微违法，或许一个跨省替考集团窝案的大恶，就不能被揭发得如此彻底，何况这其间还隐藏着贪污、受贿、渎职等种种恶行。

　　需要提出疑问的是，记者们每次都能够卧底成功并实现剧情反转吗？卧底记者们每次都能够拿捏住底线之度吗？卧底的底线又在哪里？卧底过程中，眼睁睁放任违法行为进一步发展而不及时举报，这样违背伦理吗？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法律要求有何交集与不同？实际上，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卧底记者无异于在天险处走钢丝，他们值得钦佩，却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但不仅现行法律对记者是否有卧底权不置可否，学界和整个社会对此的关注与讨论也并不足够。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重要组成部分，记者暗访、卧底显然有其重要社会意义，更有其合理性。既然记者卧底存在并合理，法律和制度就不能对之置之不理，需要及时厘清禁区与特区。如何让记者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受制约的卧底权，值得各方多维度思考。（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