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能有今天,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能有今天,离不开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全世界把关注的目光更加聚焦中国,当各方面人们从各自角度出发议论中国快速发展对当今世界是威胁还是机遇,而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继续以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觉和自信。这种自觉和自信,来源于对当代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当代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也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
二
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所要回答的问题,乃是中国能否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来实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而这样一个问题以及中国所提出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所从未遇到过、从未提出过、更没有实践过的独特发展道路。
应当说,中国发展战略的最重大特点,就在这里。
三
具体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包含五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立意,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从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和平崛起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阶段来说,乃是要解决在这总共70来年时间内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等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并在此基础上承担我们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这就够我们几代中国人殚精竭力去奋斗的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绝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一百年不动摇” 范畴的。
第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第四,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当然毫无疑问,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加强国防是天经地义的。反之,如果没有强大国防,不但中国自己很危险,而且这种情况本身就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大局严重动荡的重要因素。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若干代人直到今天的处境和心态,是深重的危机感,是争取生存权、发展权不受侵害,是谋求一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要发展和现代化,而不是什么扩张,更不是什么侵略。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还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观念。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还是应当说,如果我们不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我们迟早还是要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第五,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手段、文明的形象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这样讲,21世纪上半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有益成果,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在内的中华文明的复兴。
四
再展开一点来讨论,综观20世纪最后20年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发展主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说完全一点,就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和“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这样一种“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进程。而这个进程,可以说,中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到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这样的大变动肯定还将持续下去。而这个发展大势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和平崛起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发展。
五
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是两重性的发展,决非只有一面。你看,围绕和平发展的大变动、新觉醒是一方面,但是继续冷战思维以至局部热战则是又一方面。蓬勃发展是一方面,一片混乱是又一方面。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形势大变动肯定还将不可避免地以“两重性”的复杂形态持续下去。
就中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亚太形势而论,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两条线”,即北边一条线和南边一条线。北边这条线: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了,中国同中亚的关系发展了,上合组织发展了,中国同欧洲的关系也发展了(北线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认真对付,并且准备长期对付)。再看南边一条线,却是很麻烦的一条线,而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重返亚太”。这就是以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同盟为依托为所谓“基石”,并且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为抓手的“重返亚太”。
但是南线的事情也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在发展,就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在发展,就是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科技的、教育的合作为相关各国所欢迎,就是“利益汇合点”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大趋势,而且可能真正成为主流。再加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形成和可能发展。凡此种种,难道不是反映了和可能反映“大变动、新觉醒”?历史将有力地证明,有这种“新觉醒”还是没有这种“新觉醒”,结果大不同。有这种“新觉醒”,努力去做,那就意味着富裕、繁荣、发展,亚太前景将越来越好。反之,如果任由军事同盟横行,任由军国主义复活,那可是死路一条!
这也可以叫做“两种亚太之命运”吧。
六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世界和亚太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形势变化的估量,使我们确信光明在前,确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及亚太和平发展道路必定能够排除这样那样的干扰,成为历史发展的重心。真正的大文章还在前面。(郑必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