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杨庆发布微博称，该院收治的一位大学教授在病情稳定后，拒绝从病床紧张的C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中转到普通病房。杨庆在微博中描述说，该教授自称“别人的命关他屁事，教授的命，是十个人的命都换不来的”。（12月2日《天府早报》）

　　当人们面对不满，大体有五种行为策略：退出，忠诚、表达、忽略、投机。教授对医生的要求不满，采取了发怒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教授发怒”是常识缺失的表现，更是麻木冷漠的结果。CCU是抢救危重症病人的地方，只要患者脱离了危险，就应该听从医生的安排。可是，在这位教授看来，CCU医疗设备好、医师水平高、安全系数高，所以拒绝转到普通病房。殊不知，一旦病情稳定，入住CCU也就没有了意义。

　　长期以来，教授都被视为社会精英、人生导师和社会良心，这不仅源于教授的专业技能，也源于教授为人师表的道德品质。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语出惊人、行为失范的教授屡见不鲜；这一回，“教授发怒”再一次更新了人们对教授的认知。原来，教授对其他病人的命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教授眼里，十个老百姓的命都换不来自己一命。

　　“教授发怒”的言论，显然刺激了老百姓关于社会平等的敏感神经。人们挥舞着“道德大棒”，对教授进行“素质低下”、“教养缺乏”的指责不绝于耳。公众对失范行为发出声音、表达立场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个体的出格言行上，就忽视了对社会背景的追根溯源。

　　当先天的“血统论”裹挟着后天三六九等的人格划分，所谓的强者便习惯高人一等，“教授发怒”的荒诞也就有了生存空间。作为一种语言暴力，施暴者眼中只有社会的残酷，没有人性的温暖。“教授发怒”利用对普通患者自上而下的社会歧视，来建构自己身份上的优越感和社会认同。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不以财富论英雄，就能避免用金钱把社会成员分等级、贴标签；有着起码的素质修养和基本的道德准则，那么他无论身处社会的哪一阶层，也不会因为自己比别人有钱就觉得高人一等。“教授发怒”并不是精英意识的彰显，而是特权思维的流露——既然教授身份高贵、地位重要，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特殊的医疗关照。

　　对其他患者的命运缺乏感同身受的反应能力，麻木冷漠“只顾自己”；占用稀缺的急救资源，对医生缺乏基本的信任、恶语相加；即使这位教授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医院的道德考场里，依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