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消息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潜逃”时被警方截获，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校长前秘书胡娟也被免职协助调查。11月2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回应，蔡荣生确因涉嫌违法违纪正接受调查，但未透露调查原因。（11月28日《京华时报》）
　　现在可以确定，蔡荣生“出事了”。虽然蔡荣生履历复杂，一个干部可以出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其近十年“招生就业处处长”　的身份，人们自然将问题最大可能指向了招生腐败。而早在2010年，网上就有大量举报材料指向蔡荣生，称其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今年9月中央第十巡视组也直言人民大学在自主招生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可见，无论蔡荣生是怎么“出事”的，招生腐败都是人民大学不可回避的一个公共话题。当然，随着蔡荣生节操碎落一同尴尬的，还有那个“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及其评审的公信力。
　　不用过于纠结蔡荣生因何“出事”，高校招生腐败的问题必须直视。有人说，司法腐败是最黑暗的腐败，官员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以招生为重要构成的教育腐败则是最痛心的腐败，因为教育腐败的传染传递性最强。教育部今年曾严令禁止高校“点招”，毫无疑问是有的放矢。而从近年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更是涉及到招生的方方方面，包括招生前的身份确认、加分项目、走课等，招生中变着法子的“打招呼”、“批条子”、“卖考分”等，以及招生后的转专业、各种培养计划和乱收费；涉案的金额更是触目惊心，南京某高校的“点招”收费就高达100余万元。
　　在高考普招“阳光招生”之后，招生腐败的重点就是自主招生、特长生招生、艺术招生等高校自主权比较大的领域了。但这些领域的招生，涉及到命题、组织、评委、计分、纪检等多个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过程中既可能涉及到钱权交易的问题，也可能涉及弄虚作假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到领导发话批条子的问题，一个招生处长闭门搞定的可能性极小。正因为如此，当一所高校在招生上出现问题之后，就形成了相关人员人人自危的情况。

　　就以腐败泛滥的艺术招生为例，2010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钢，就提供了一份调研账单，“前三个月，每个月上课24节，需支付课程费14400元，加上吃住费用和租琴费用约2600元，每月共计花销17000元。最后两个月，到可能成为评委的教师那里上课，课时费提高到1000元一课时，每月花销增加到26600元。5个月下来，专业课备考共花销了104200元。”叶小钢还列举了两个案例来说明腐败的严重性：2000年，曾经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某省美术学院副院长，利用职务便利索贿受贿35万元；2006年，某地方音乐学院一名二级学院院长和6名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专业考试评分权和招生指标调剂权，收受他人贿赂300余万元。
　　已经曝光的高校招生腐败问题，实际上只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要知道高校招生腐败的严重程度，只要看看各高校录取的自主招生学生中有多少是官员子弟、高校教师子弟，就可以明白大概。高校的招生腐败之所以前赴后继，一来因为过去往往将高校视为净土，反腐败多是自查自纠，监督不力；二来为了顾及影响，案件往往都只查到一定层面就戛然而止，威慑力不够；三来无论怎么查处，几乎都没有波及那些通过腐败进校的学生，既得利益得到了确认，从而不断鼓励了后来者。如何遏制高校的招生腐败，方法无非两招：一是进一步推进阳光招生，将所有的招生计划、录取理由都一一公示，接受监督和检验；二是加大查处力度，不仅要拔出“萝卜”，更重要的是要带出所有的“泥巴”，取消所有的既得利益。
　　招生处长节操碎落，究竟会带出怎样的“泥巴”？究竟该如何善后相关的既得利益？恐怕已经令人民大学十分“苦恼”了，而这又在一定程度超出了人民大学自身可控制的范围，所以也就难以透露蔡荣生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和进展了。那么，在公众如此渴望知情的情况下，调查部门何不选择主动公开，并进一步接受公众的检举揭发呢？（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