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9月24日《经济参考报》）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上个世纪70年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逆城市化”潮流。按照提出“逆城市化”这个概念的美国地理学家波恩的理解，一些城市人受不了城市病的巨大压力，回归乡村生活，向郊区和农村流动，使得城市人口在减少，乡村人口在扩张。而目前国内一些地区的一些城市人要求换回农村户籍，实现“非转农”，确实与波恩提出的“逆城市化”概念很像，显示我国已经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苗头。但是，只要深入剖析我国当前出现的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我国当前的“逆城市化”只是一种假象，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怪胎，与真正的“逆城市化”毫无关系。

　　我国目前出现的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并不是一些城市人群因为顶不住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的压力，或者受不了城市污染和快节奏生活等城市病的压力，在城市生活不下去了，要放弃城市的生活，回到乡村生活。即使当下出现了逃避北上广的浪潮，但是这些在北上广打拼的青年人也不是要回到乡村，恢复农村户籍，而是要回到家乡的中西部小城市，继续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来就没有拥有过城市户籍，一直都是农村户籍。目前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只是很单纯的要求将城市户籍更换为农村户籍，至于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统统不改变，浙江曾出现过200多名公务员将户籍转为农村户口就是明证，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有着本质性区别。

　　我国出现的所谓的“逆城市化”，实质上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产物和怪胎。很多城市人要求换回农村户籍，实际上只是希望借助这张农村户籍身份，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多赚点拆迁补偿款，仅此而已。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按照各地实行农村开发拆迁规则，不管你家有没有土地被征用，只要你是被征地村庄的农民，就能分摊到一定的拆迁补偿款。但是，一当拆迁补偿款得到之后，这些“逆城市化”下的农民就会在制度的设计之下立马恢复先前的城市户籍，继续享受城市户籍的福利，与乡村彻底说拜拜。由此可见，当前出现的“逆城市化”农民只是暂时性丧失城市户籍的各种福利，最终还会获得城市户籍及其福利。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逆城市化”现象只是出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城郊地区的原因，因为这些地区很快都会变为城市，而不是永远只会是乡村。

　　虽然我国目前出现的“逆城市化”是假象，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直接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成本，让其他渴望流入城市的农村人更难流入城市、扎根城市，农村人流入城市的制度性藩篱会越来越高。因此，必须依赖制度建设化解“逆城市化”假象，一方面，将户籍与福利脱离，对于农村拆迁补偿，应当按照土地承包者补偿原则，谁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就补偿给谁，而不是实行户籍补偿原则，只要是本村户籍人口就能分摊拆迁补偿款。另一方面，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废止行政制度下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福利均等化，降低农村人流入城市的制度门槛和成本。 （文/何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