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干活受伤，老板拖着赔偿款一直不给。法官上门要钱，老板说什么也不愿出钱。为感化他，法官说起受伤工人的家庭状况，但还是没能要到钱。两人的谈话，被老板儿子尽收眼底，他觉得父亲做法欠妥。于是，这位准大学生瞒着父亲，用升学红包凑齐了赔偿款，独自到法院帮父亲结了案。（8月29日《现代金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生活常识也好，社会规则也罢，通常都是由父母传授给孩子。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父母的一些失范行为，却受到孩子们逆向的社会化教育。在广东广州市，中年男子上演“跳桥秀”，女儿哭泣替父亲道歉；在江苏宿迁市，母亲不遵守交通规则，高三女生向警察写信致歉……“替父赔偿”同样如此。

　　面对受伤工人，老板起初试图“甩包袱”，在遭遇法律诉讼后，对赔偿款念起了“拖字经”。这种敷衍塞责、“耍赖皮”的做法，从道德上说，不讲诚信，“见难不救”；从法律上讲，背离契约精神；从社会心态上看，对工人的苦难失去了敏感的反应能力，明明可以支付赔偿款却无动于衷，是麻木和冷漠的表现。

　　父亲的“装穷”和胡搅蛮缠，让儿子觉得不妥。在此之前，他曾经劝过父亲，可“抠门”的父亲始终听不进去。无奈之下，儿子想到了“替父还债”，想方设法地筹措了六万元。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儿子既帮助父亲结了案，又帮助了工人。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父亲难倒就做不到？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六万元工伤补偿对于困难家庭来说，是“希望的稻草”；对于老板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何况，这六万元不是老板给予工人的恩赐，而是法定的赔偿义务。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导致制度善意难以落到实处。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45.1％的劳动者在工伤之后无法再工作，76.4％的劳动者在工伤后月收入低于1000元，工伤职工等待和获得赔偿的平均时间为2.02年。由此观之，工伤赔偿难不仅是个体之痛，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换言之，“替父赔偿”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倘若儿子没有这样的意愿，或者没有这样的能力，受伤的工人如何才能拿到赔偿款？

　　因此，我们在肯定“替父赔偿”的诚信品德和担当精神的同时，更应该反思：的确，劳动保护制度还不够完善，劳动保障体系还存在缺陷，但有些时候，最大的痛心不是制度缺失，而是那些已有的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好应有的效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提高工伤赔偿的执行力，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