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走了，带着一身无人可及的绝学走了。

　　本来，季先生所做的学问极为小众。先生所学梵文的原产地印度，现在能掌握的人已是凤毛麟角，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曾统计，全国懂梵文的只有2000来人，而季先生不仅将此文字学得精妙，而且对已消失的文字如吐火罗文的研究也颇具心得。他和金克木等先生所开创的印度学学科，到现在已是桃李齐芬芳了。印度政府能把国家最高的“莲花奖”授予先生，在中国，唯其一人而已。

　　如果对季先生的为人为文做一番评价，则一言以蔽之，于平淡中见奇绝。印度文学中有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呵婆罗多》，先生以一人之功将前者译出，使我们一睹印度文化的根基。其翻译的梵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又是那样明白如话，很适宜搬上舞台演出。

　　先生学贯东西，深得洋文三昧。可看先生撰文，其中国功夫真是了得。其散文结构之完整、人情之细腻、语言之鲜活，与板起面孔、文法颠三倒四、舌头没捋直的作者有天壤之别。他每每放下身段，像一位邻家的兄长，用体贴入微的观察，将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传神地表现出来，又不失时机地幽他一默，在调侃中见轻松、诙谐中寓说教，浑然天成。

　　季先生的学问又是尖端的。他的《糖史》研究出了中印文化交流乃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问题。他和同事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为我们阅读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打开了一道门。然而先生觉得这样还不够，竟做出了古文今译这些有的名家大腕不屑于做的事来。他带领同事用白话译出《大唐西域记》，并且不挂虚名，亲自操刀译出两卷。

　　季先生又是勤奋的，当很多江湖上的成名高手只动口不动手时，先生的著作从不假手他人，笔耕不辍。守着北大，应当有读不尽的书了。可在1996年，我们一批中国学者访学印度时，先生仍委托学生代为买书。我们到达印度的第二天，就坐上“蹦蹦车”，直奔老德里为其淘书。先生学术视野之开阔、阅览图书之丰富，可见一斑。

　　季先生的大师风采，在我和其唯一的一次会面时已有领略。记得访印回国后有问题请教先生，到先生家后全无初次相见的拘谨与生分。先生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起访印时看到的当地人表演的瑜伽，说印度人把一个入定的活人给埋起来，然后代表团就去别处参观了，几个小时后回来，把人挖出来一看，居然无恙。先生叙述起来啧啧称奇。以先生之智慧，对这种事还是有判断的。只不过他用这种趣闻逸事，引发谈论我们共同关注的国度。当谈话结束，先生不仅将我送出家门，而且一直送到楼外，指了一条沿着未名湖出去的小路，目送我远去。这时，我感到一个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大师形象高大起来。

　　大师虽走了，但他的为人为文，依然让我们感觉那样近。(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印度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