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仙逝，享年98岁。一时间，季先生的生平事迹成为热点。人们再次关注先前的报道：钱文忠2007年在百家讲坛录制的12集电视讲座《我的老师季羡林》的精彩内容已整理成书……书中透露，1930年三位大家高考，钱钟书、吴晗和季羡林的数学成绩分别是15分、0 分和4分。但季羡林当年高考的第一志愿，居然还是清华大学数学系(1月21日《新京报》)。

　　季先生凭借4分的数学成绩，竟能跨进万千学子神往的清华大学校门，颇有“传奇”色彩。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当年教育制度配置的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内核”，季先生能否进入清华？中国又能否产生一个国学大师？换言之，如果季先生PK现代教育制度，胜算几何？

　　答案不容乐观。现代教育制度强调的是均衡发展，竭力消除偏科。别说季老数学考了4分，哪怕40分，也是严重偏科。若生在今天，恐怕老先生只有在“象牙塔”之外驻足叹息的份了。倘真如此，中国文学界便因少了季羡林，甚至是钱钟书和吴晗等一批大家，定会黯淡不少。

　　由此看来，季先生等人是幸运的，他们被体制开了“绿灯”，得以绕开诸多羁绊，精微钻研。反观现代教育制度，则有些悲哀，因为即便拥有好材料，它却未必能够烹饪出佳肴。

　　从今年高考的“甲骨文作文”，到“最牛满分作文”，当前的教育制度，特别是高考体制再次引发人们的深思。在高考政策的现状没有改变之前，只有突出特长而总体成绩不好的考生，恐怕难有理想出路。在媒体铺天盖地地渲染报道高考“状元”的背后，是 “分，分，学生的命根”思想的根深蒂固。

　　然而，在一考定终身的体制面前，为何总有人置条条框框于不顾，大胆试水？对于偏科却有专长的考生，我们的体制为何难以网罗众家，兼容并包？

　　从某种角度而言，强调广博和均衡发展的教育体制走向了狭隘与失衡，曾经推动时代发展的教育模式却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当前的教育体制如同一双鞋子，只按一般脚掌的尺寸来做，不去量体裁衣。至于个别大脚，要么痛苦地蜷缩，要么勇敢地前伸，直到将鞋子穿破。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谈及教育时说，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他认为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就是“因材施教”。

　　虽然素质教育已喊了多年，现代教育体制仍未突破应试教育的藩篱，进而找到因材施教的良方。在强调多元发展的今天，单一化的教育模式与突出的个性依然水火难容。这种体制虽然发现了创造力，却缺少培养和解放创造力的主观能动性。

　　记得前几年有媒体报道，日本培育出了方形西瓜。乍一听，百思不解。原来，这种西瓜生长初期就被套上了方形的模子，自然长不成圆形。

　　鲁迅先生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决策者只有敢于正视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端，拿出壮士断臂的勇气进行改革，才能不养痈遗患，避免培养出方形的“西瓜”。(朱小龙)

季羡林是“大师”们的镜子

斯人已逝去 大师难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