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岳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巨星陨落。一场轰轰烈烈的悼念活动在网络和现实中瞬间铺开。他们独立高傲的学术姿态和崇尚真理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思考。

　　比如季羡林的淡泊名利，生前极力请辞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将珍藏的字画比如宋代作品等，无偿捐给北大。浮名能带来光环，可季老认为会捆绑自己，断然辞掉。这种率真、求真、本真，正是其“珍惜羽毛，不慕浮名”的道德底色。

　　季羡林浓厚的人文气息更体现在“老校工情节”上，一位新报到的北大学生将他当作了老校工，让他替自己照看行李，老人痛快答应了。这不是简单的照看行李，而是一位老学者射出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相濡以沫的人文素养。人与人之间就需要有这种温暖精神。最朴素的情节才是大师情怀的最深切的体现。

　　有媒体报道说，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如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2）佛教史研究。（3）吐火罗语研究。（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如以10年心力译出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7）比较文学研究；（8）东方文化研究。（9）保存、整理祖国古代典籍。（10）散文创作。”更多成就就是学术成就，散文创作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可这种“小打小闹”却给国人带来了积极思考。更多人如果具备了专业思维，会对其学术成就有更多的参悟和敬仰。这就是我们更需要反思的地方，学贯中西的背后是皓首穷经、耐得住寂寞的学术操守。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学术遗产。

　　大师不仅是学术上的成就辉煌，更在于在学术道德、人格传承方面，始终是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峰，特别是要摒弃庸俗气质和市侩性格，拥有独立思想和敢于直言的公共性格，成为一种无所顾忌的“士”。比如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季羡林还积极建议要弘扬中国文化。

　　现在的学术发展，还有几人能够承受得起“大师”的称号？抄袭剽窃不断，就连著名教授、院长和著名出版社的高级专家都已加入“抄袭族”。如果再联想到院士评选活动中的拉帮结派、人为排斥、弄虚作假以及“交易化存在”，“学术腐败”已成了学术发展藤蔓上“最得意的果实”。正是有了这种虚无、浮夸和急功近利，有些没有出版过专著的人竟然敢称“著名学者”，某些写过几本畅销书的人就敢称呼自己的办公室就是“大师写作室”。当然，更有专家的开出了动辄十万元的天价走穴费等，将学术发展当作了敲门砖，当作了“仕途道具”和“发家致富的手段”，　“伪大师泛滥”，我们才愈发对“真正的大师”肃然起敬，顶礼膜拜。毕竟，他们的存在就是堂堂正正的镜子，能够照出我们学术发展中的“小”和“卑微”。

　　没有大师的年代，恐怕“学术小丑”会更加猖狂，学术沦丧、学术道德物化有可能继续加剧。这就注定了这种学术发展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挺进，难以为社会提供良性精神资源和道德资源。

　　从钱钟书，到巴金、王元化，每一次巨星陨落，都会掀起一场“反思地震”。说到底，这就是一种文化焦虑和学术焦虑，那种“被掏空的感觉”越来越浓烈而无法掩饰，钱文忠教授说：“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么？”

　　仅仅进行一些表层的焦虑是不够的，更要对制造大师的环境和制度进行复制和改革，比如改变目前大学学术发展、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多实施学者治校，比如改革学术考评中的过分量化和“核心刊物崇拜”倾向，更注重将学术成果书写到大地上，而不是反映到计算操作和论文阶段，为学者提供宽松、人性化的发展环境，我们的“大师”才有望诞生。

季羡林是“大师”们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