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一旦确认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等情节，将一律启动问责机制。

　　“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一律启动问责”，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对“案件终身负责制”的进一步加码。但也有人担心，“一律问责”是否过于严苛，有损于检察官办案的积极性。其实，这还是一个有待配套机制跟上的问责措施。

　　首先，《意见》为落实“案件终身责任”的可行性，提供了一揽子的方案。因为之前之所以问责难，有一原因就是检察机关“办案层层审核，领导处处指示”，哪些是具体办案人员的责任，哪些是领导的责任，很难厘清。这次《意见》在检察官员额制的基础上，明确“检察官必须在一线办案”；同时，明确检察长、检委会对决定事项负责，检察官对事实和证据负责，并配套了“全程留痕”机制，这就避免追责时发生扯皮。

　　其二，《意见》也明确，司法责任的认定标准为两项：检察官故意违法，或者，存在重大过失。同时还明确了“豁免原则”，即，虽然有错案发生，但检察人员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就不承担司法责任。

　　具体来说，只有当检察官存在故意实施包庇被告人等11种“故意违法”行为的，或者因重大过失造成包括认定事实出现重大错误、超期羁押、涉案人自杀等8种后果之一的，才需要承担司法责任。

　　所以对于“一律追责”不能做狭隘的理解，而是说，只要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就一律会启动调查程序，但认定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仍是前述的检察官故意违法、重大过失，所以一般不存在“误伤”的可能性。

　　第三，从追责程序上说，目前《意见》规定的机制还不够开放。虽然最终惩戒的决定，由外在于检察院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做出，但问责的启动权、调查权以及移交权，还是掌握在检察院的纪检监察部门手中。其实，也是由纪检监察部门来判定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这还是一个倾向于内部调查、问责的机制。

　　而法治发达国家，对于法官等司法官员的调查、惩戒，往往是通过公开的外在程序，由司法共同体做出的。当然，这轮司法改革中，各省刚刚设立了主要由法学教授、资深律师等组成的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会，这次《意见》也提到“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章程”将另行制定。

　　所以，未来对检察官的错案追责，除了检察院内部的纪检部门发力，还需要外部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更多保持压力，形成阳光问责的局面，才能全面打通司法问责的“奇经八脉”，走出“内部人查内部人”的循环局面。此外，故意违法、重大过失的两大认定责任标准，还是显得有一些粗疏，需要经过丰富的追责案例具体化这些标准，厘定检察官到底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司法监督机关；监督机关本身也应该受到监督。《意见》搭了一个框架，还需要更多配套措施，让这个监督、追责机制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