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利……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起诉西安市公安局……在法院尚未决定是否立案之际，这起……案件便迅速‘胎死腹中’。10月15日晚8时，李建利的代理律师段万金……称，“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李建利家属）下午已经从莲湖区法院取回行政起诉状。（10月17日《东方早报》）

　　“西安市公安局通过与李建利及其家属协商谈判，成功说服李建利撤回了起诉。段万金……是事后得知李建利撤回起诉的决定的……并不清楚李建利与西安市公安局‘是否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

　　倘消息属实，西安市公安局“成功”了，所有为公安局担心的人们，应该松了口气。但在西安市公安局“成功”的背后，恐怕是公民的失败。

　　短短四天——10月11日起诉，15日撤诉——就“成功说服李建利撤回了起诉”，西安市公安局说服功力委实了得。但在这次对西安市公安局而言“成功”的“协商”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深思甚至警惕。

　　第一，“协商”是“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而“成功”的。在当下中国，公民状告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公安局，公民极弱而公安极强，力量对比之悬殊，极为罕见，活活一个“蚂蚁斗大象”的现实版。如果公安局应诉，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都将是对中当下法制建设成果的一次检验甚至考验，也是中国法制建设跋涉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意义重大。但短短四天，就以公民撤诉告终，这不仅是公民的悲哀，更是法制的悲哀。

　　第二，公民起诉是委托代理律师递交的诉状，但“协商”和撤诉过程中，律师不仅被缺席，而且对“协商”情况毫不知情——“段万金……是事后得知李建利撤回起诉的决定的……并不清楚李建利与西安市公安局‘是否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协商并不违法，但协商过程撇开律师，合适吗？这同样是法制的悲哀。

　　第三，在律师缺席的情况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西安市公安局“成功”“协商”了公民。在力量对比悬殊的“蚂蚁”和“大象”之间，“蚂蚁”孤身面对强大的省会城市的市公安局和“共同努力”的“各方”，协商会平等么？也许会吧。但无数事实悲摧地证明，在中国，这种几率几近于零！大凡力量对比悬殊的“协商”，最终其实都是强势一方说了算的“胁商”，弱势一方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倘果真如此，依然是法制的悲哀。

　　法制的悲哀就是国家的悲哀，国家的悲哀自然是公民的悲哀。悲哀之余，公民想请问：西安市公安局为何不应诉？“协商”过程为何撇开律师？这次“成功”的“协商”是否又是一次“胁商”？

　　可这些问题，该向谁提呢？（崔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