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桩罕见的“弃北大上技校”的事迹，该报道主角周浩原是北大高材生，因对北大所学专业生命科学不感兴趣，而更喜欢操作性强的技术性学科，所以放弃北大，转入北京一所技校学习数控技术。

　　放弃北大而转入技校学习技术，在当下的教育环境及教育生态中，确实是比较典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折射出当前高等教育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以及当前技术教育中所存在的某些困境。然而，对此事件的社会意义，无论媒体与社会，都不应过分解读与刻意拔高，正如报道中所示，周浩此举的初衷与目的主要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将这一仅仅关乎个人兴趣的事件推衍到对于教育机制的解读上，引申到对于普通高等教育与技术教育的优劣的评判上，有害而无益。

　　笔者并非过虑。类似周浩此类事件虽然少，但也绝非孤例。近年来，在媒体的报道中，或有名校毕业生放弃高薪去卖煎饼，或有名校毕业生回技校重新学习“镀金”，或有名校毕业生就业不如技校生等等。此类报道往往引起舆论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媒体对于高校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方式的广泛解读。甚至有人以之为例，片面推崇职业技术教育，否定普通高等教育；片面强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否定基础学科通才型知识精英教育；片面强化人才培养的职业实用性与市场适应性，而忽略教育本身的目的及意义。

　　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专业知识的传递与技术的习得，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塑造与人性的发展，培养健康的“社会人”与现代公民。所以科学的教育就不应该或不仅仅在于技工知识及技能的传授，更在于人文精神的养成、公民德性的塑造、思考与学习能力的习得、协作能力的培育等等。这些目的可能需要更基础也更深层次的教育方式与内容，绝非表面性的职业技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所能实现的。

　　诚然，由于“一考定终身”的高招制度的塑造及影响，我们社会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招生、教育、就业制度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家高校毕业生确实存在市场与职业适应性较低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便。但这并非不正常，事实上，在正常的社会中，职业技能与操作技术更多地都需要在职业与具体的工作中习得，而非主要在高等教育中授予。希望高等教育解决职业技能与操作技术的问题，直接为市场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以市场适应性与职业熟练度来衡量基础教育的成功与否，这是一种将人当做“工具”、而非“目的”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就“弃北大上技校”此事而言，周浩弃北大而选择技校，是否就能证明北大的教育体制有问题、技校教育更科学呢？恐怕不能这么说。周浩放弃生命科学专业，而选择数控技术专业，难道就能证明数控技术专业比生命科学专业更有意义么？绝非如此。即使再进一步，生命科学相比数控技术在实用性以及就业率上较低，市场适应性较差，是否就可以证明前者没有后者重要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在学科建设及科研序列上，生命科学与数控技术只是专业不同、分工不同、研究领域不同，不存在高下优劣的差异。

　　如果非要为“弃北大上技校”寻求一种意义的阐释，笔者愿意将其阐释为一种“反体制”的、基于兴趣的自由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周浩是一个英雄，一个能基于个人的志趣爱好而作出选择，一个勇于寻求并努力实现个人价值的时代新人。（岳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