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行业处副处长张翕飞，在网上晒自己的退贿清单，引起舆论的围观。这位副科级官员，6次退回别人给他的好处费，共计9000多元，并在网上一笔笔地晒出来，他解释说是“别人送时不能驳人面子，只能收后再退”。这个“退贿清单”一经公布，就在单位内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面对沽名钓誉的网络批评，他说自己只是洁身自好。（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对于网络上称其“沽名钓誉”的苛评，我并不认同。官员做了好事，有了进步，即使很小，无论如何，总是值得鼓励，不能作诛心之论，不能抹煞他们的道德努力。这位通过高调公开自己的“退贿清单”而表达洁身自好之情的官员，应该得到尊重。
不过，至于这种“公布退贿清单”能不能表明他是真的廉政，能不能推广作为一种反腐的方式，就很值得讨论了。这种公开退贿的道德剪影确实很美丽，但至多只具有个案的观赏效果。我很尊重这位有勇气公开退贿的官员，但我实在找不到理由让自己去相信“公布退贿清单”对应着清廉。
比如前天的一条新闻似乎就足以让这位官员“公布退贿清单”的美丽剪影蒙上一层阴影。湖南株洲环保局长文铁军近日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9万元、2000美元，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文铁军的辩护人提出,“近几年被告人上缴市纪委红包礼金7.18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扣减”。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文铁军上缴市纪委的红包礼金属于查明他受贿数额的范围，故不会扣减。在这条“边交红包边受贿”的新闻面前，“公布退贿清单”的行为显得很苍白无力。
这位官员分六次退了9000多元，可拿什么来证明自己没有一边退红包一边又收红包呢？或者说，现在这些数千元的小红包都交上去了，这种小诱惑也许能够抵制得住，可是，当面临的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大诱惑时，还能有这份洁身自好的从容和嫉恶如仇的刚正吗？
最大的制度症结便在于，公众和纪委无法监管到官员有没有收受红包，只能听凭官员的道义自觉去处理，收到红包，交上去或退回去了，会受到“清正廉洁”的赞誉。可如果收到红包不交，公众也不知道，监管者也难以发现。退不退，完全系于个人的自觉，缺乏外在制度的压力，可是，这种自觉是多么地不靠谱啊。
这让人想起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前段时间他参加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将2009年图书馆的经费开支对外公布，他说，公开财务支出的目的就是为防止腐败，“我这是在救自己”。葛剑雄是值得尊重的，他把握住了腐败的关键，他没有通过“退还所收回扣”这种行为来自欺欺人，他知道靠自己的自律根本抵制不了诱惑，于是就通过公开财务，让别人的眼睛来监督。
要想让官员真正拒绝红包拒绝受贿的话，应该像葛剑雄学习，在制度上绑住个人的手，而不是通过“公布退贿清单”来营造廉政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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