黝黑的皮肤，川字纹立于眉宇间，一副眼镜挂在倔强的面孔上，这是素帖在电视画面中给人留下的最直观印象。60多岁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而这位泰国反对派领导人却和大批“黄衫军”拥趸走上街头集会，并示威反对英拉总理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并由泰王核准的为泰党民选政府。更为黑色幽默的是，这位在野党领导人竟然“命令”总理、议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长总辞职，号召警察局长命令警员在12小时内离岗，要求政府雇员听从反对派的指挥，并由反对派接管治安。

　　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其他民主制度下，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但联想到2006年以来的泰国局势，却又在意料之中。06年，时任泰国总理爱泰党党魁他信·西那瓦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时后院失火，军方的陆军总司令颂提将军发动政变推翻民粹派的他信政府；他信回国后，旋即拜访普密蓬国王，却得劝解而行辞职。经过运祚短暂的沙玛和颂猜政府，08年民主党的阿披实最终赢得总理宝座，但在其任上的2010年，却因为借助军队对支持他信的红衫军民众抗议政府的行为进行了镇压而沾上污点，当时阿披实政府内的副总理素帖则是与军方的联络人。时隔三年半，已经在野的民主党在素帖的鼓噪下又号召黄衫军民众围困总理府，想迫使因为实行“特赦法令”而有可能会导致流亡欧洲的他信回国的英拉总理下台，而如果他信能回到泰国的话，那么代表中产阶层利益的民主党和黄衫军就算是几年前白忙活了一场。因此为了反对现政府“特赦法令”而起的抗议，就导致了泰国又一轮政治动乱。这样，党派、国王、军队、民众就成了泰国政治的关键性语汇。

　　也许这种周而复始的动荡乱象，只有奇葩式的泰式民主才能培植出来。然而泰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历史上与民主制并无交集，只有到了1932年，当时曾经留学法国的青年帕依荣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在国王拉玛七世妥协后，这个传统的东方国家在政治形式上也告别了过去，进入了立宪君主制的民主时代。然而，也是从1932-1992年的60年间，泰国名义上是议会和政党政治条件下的宪政民主制度，但实际上发生的军事政变却近20次之多，所以是绝对的军人干政时期。军人执政的时间也相对较长，抛开时间短暂的军政府不表，仅是执政时间超过8年的军政府就包括：批汶·颂堪时代12年，他侬·巴博集团10年，炳·廷素拉暖时代8年。但是在君主立宪制下，这些军人干政要合法化，就必须要得到实质上并非“虚位元首”国王的首肯才能取得合法性地位。实际情况是，泰国国王拥有军队的绝对效忠，尤其是现任国王普密蓬，而且泰国的惯例是，只有国王接见了政变者，这些政变者才有可能合法性组阁，否则都属流产型政变，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时期普密蓬国王实际上承认了大多数军事政变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国王和军队在泰国政坛上是一对割裂不开的联盟。

　　但是从1992年至他信2000年上台执政这一时期内，由于先前泰国的经济形势与国际挂钩取得了长远进步，培育出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和资本家群体，这些群体在政治上的代表——各色自由民主党派在各自所属民众拥趸的支持下，在政治上开始与军方进入了交互博弈时期，军方及其背后泰王的威权不再具有唯一性。而在2000以后至今的近15年时间内，党派政治则占据了绝对上风，但党派只有在选举或是政治斗争时，才会想起并运用民众的力量，从此泰国进入了“官僚掌权阶段”。但是在官僚掌权期间，党派政治又体现出了“朋党主义”和“家族政治”。用萨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讲就是，“泰国政党从未代表过真正的社会势力，只不过代表着最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集团和他们个人罢了。”现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的英拉，正是前总理他信的胞妹，兄妹二人作为西那瓦财团的代表，靠泰国广大农民的支持而一跃成为总理，接连掌握泰国政权，当他信流亡国外时，又号召支持他的农民以及城市贫民阶层组成的红衫军来反对民主党的阿披实政府。而当英拉的为泰党政府掌权以后，以素帖为首的下野的民主党又鼓噪利用城市中产阶层组成的黄衫军，围攻总理府，并闹出了以在野之身颁布行政命令的国际笑话。

　　从这些事例当中，就能看出亨廷顿分析的鞭辟入里。同时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泰式民主”的本质。概括起来不外乎就是：国王在泰国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并非真正的虚位；执政党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双方的争斗常使泰国陷入周期性动荡；军方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在党派斗争无法调和时，常常扮演收拾残局者的角色，往往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接着新的民选政府又会陷入新一轮的恶性斗争。

　　这样的泰式民主，80年来始终游荡在动荡与斗争之间，它使军队与党派僵持，国家的民众发生分裂并内斗消耗，并导致国家和社会内真正稳定的时间段少之又少，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或者说很难成熟起来的民主。这种说变就变的“孩童脸”般的民主不禁令人反思：并无带来真正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民主是值得大书特书、高声颂扬的民主吗？由于后天习得所舶来的民主，是解决国家和社会良方吗？这种在西药铺子里抓来的西药，能救治东方的病灶吗？同一个亨廷顿的结论是：所有未被西方文明彻底征服或改造过的非西方国家，其固有的文明价值体系都对民主主义的制度原则产生排斥，从而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面对今日泰国的民主乱象，是否应该认真对待来自民主故乡的亨廷顿的劝告呢？到底是应该放眼历史，放眼本土语境还是放眼西方？相信答案已经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