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晓

　　2月23日，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继续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2月24日《新京报》）

　　加快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不仅是立足当前的形势需要，更是着眼长远的发展大计。

　　目前，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已经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期望尤其迫切，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子女在城市上学、成长，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却依然是农民身份，并因此享受不到城市的配套福利，在利益和情感上都与城市隔膜重重。而一些地方重拆建不重民生、一锤子买卖式的现象，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均，放开户籍限制就应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当前，一线大城市人口负荷不断加大，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问题，因此，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中小城市发展成本低、效益好、空间大，放开户籍限制的愿望也尤其迫切，这正是放开户籍限制的动力所在。放开户籍限制要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城镇化建设和产业转移，逐步消弭城乡之间、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放开户籍限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些地方认为放开户籍限制，就是多盖高楼大厦，农民“洗脚上楼”，再给他们换一个户本；有的追求快见成效，盲目上马大工程、大项目，结果浪费严重，教训深刻。放开户籍限制应该是人和经济方式的转变，有了产业和经济的依托，城市才有活力；只有通过创新和提升产业特色来带动经济发展，放开户籍限制才能少走弯路。

　　放开户籍限制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单纯的拆迁改建，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就要在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户籍限制的同时，更加关注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福利措施，改变原来单纯依靠土地保障的农民保障模式，让“新市民”获得稳定、较好的收入，转变思想观念，激活消费能力，在消弭身份差异的同时增进福利，真正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经济，强化城市认同。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放开户籍限制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契机。既要大胆迈进，又要积极稳妥，才能让放开户籍限制新政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