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张亚雄（化名）的儿子勇勇（化名）12岁，在武汉市某小学读四年级，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调皮鬼。5月底，其班主任老师殷志平（化名）在班上说，今天他发了工资，很高兴，哪个学生要是敢翻到教学楼二楼走廊栏杆外，跳下去，他就当场奖励其50元。勇勇立即表示，他敢跳下去，结果腿被当场摔断。（9月17日武汉晨报）

　　学校把责任全部推给涉事老师，企图打“开除了之”的如意算盘，此举既无以通过责任关，也无以绕过法律关。因为学校对学生在校园内的安全负责，这属于道德和法定的双重责任，无论是主观过错还是客观因素，都要为相应的后果承担代价，只是承担的主次不同而已。老师的行为固然属于个人行为，但其受聘于学校而具有公共属性，因其职业的任何一种表现行为造成的后果，都应由学校全部承担，至于学校与聘请者之间如何分担，那是学校自己的事，但不能转嫁给受害者。

　　就此事来说，如果仅仅进行法律责任的探讨，其实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真正值得反思之处在于，“悬赏怂恿小学生跳楼”这样的荒唐戏码，何以会在校园内发生，其始作俑者还是兼具管理责任的班主任老师。稍懂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学生从教学楼二楼往下跳去会有什么后果，作为老师自然是了然于胸。那么，就其行为来说，只能证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其根本没有将学生安全放在第一位，更没有将自身的责任时刻牢记在心；二是以别人安全为乐，属于一种病态的心理，这已不再是师德出现了问题，可能还出现了心理上的疾患。很难想像，一个心理存在问题的人，最后却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其如何承担“灵魂工程师”的使命？像这样的人是如何进入教师队伍中的？

　　如果仅仅是个案，或许并不能说明问题。然而类似的现象几乎每天都在见诸媒体，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或者体罚，或者猥亵，“教师中的败类”尽管只是极少数人，但其破坏力却不容小视，其直接伤害可能会损及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体的一生，而间接的伤害，会让教师的社会形象被抹黑，地位随之下降，以及至被“妖魔化”。早在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腾讯教育频道进行了一次在线调查显示，77.4％公众感觉师德在下降。从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教师的职业道德下滑问题的确比想像中还要严重，到了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地步。

　　调查显示，4成受访者吁引入监督完善师德考核细则，为此教育部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考核机制，其中不乏“一票否决”的制度刚性。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时下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不足，一是重惩处轻预防，比如对师德的考核重于对教师的准入把关。二是重实质要件轻程序要求。比如师德的考核偏重于内部化和行政化，而少了学生和家长的参与，甚至出现了“猥亵和体罚者成为师德标兵”的怪事。这些事例都说明，在师德准入和评价的制度设计上，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悬赏跳楼剧”呼唤强化师德准入机制，把好源头关应成为最基础的部分。因而在聘用教师时，应当加强对其道德水平的测评与评估，并建立科学的测试体系，以达到对每个教师德行的有效评价，让那些真正爱岗敬业，视职业道德为底线并甘愿奉献，甘当园丁的人到教师队伍中，源头的水清了，整个教师队伍才会变得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