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公立大学的代表：印地安那大学

　　谈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总能想到学习美国，特别是老牌私立研究型大学，如哈佛、斯坦福等，但我认为很有必要认真研究下美国高水平的公立大学。这类大学也是在政府－大学的二维模式下运行，与我国大学颇多相似，借鉴意义更强。

　　我选择的案例——印第安那大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公立大学，在历史上培养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近一位是2009年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em），她是世界上首获该奖的女性。这样的成就于公立大学很骄人，其办学经费及各方面资源均远低于私立大学，即使较之同类公立大学也不充裕，却仍然能至此，确实值得探索。

　　我的研究即在印大展开，利用在美国的两年时间，访谈了大概一百多位教授，使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对访谈进行编码分析，有了些发现。

　　首先，编码访谈后我注意到，谈大学的变化时，受访教授们并未过多涉及物质层面，如校园面积扩张，学生国模扩大，添置成批仪器设备等，尽管经年来上述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但受访者们谈的却不是这些，而大学在精神、思想、风气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们认为这才是大学的实质，大学即“大学的组织文化”。

　　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2000年左右，以案例为代表的一批公立大学的组织文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根本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国公共政策的总体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州政府持续大幅缩减对公立大学的拨款，后者不得不被迫开辟其他经费来源，大幅提高学费，鼓励盈利性研究与教育活动，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纠结与挣扎。因此，谈学习美国，应明确学习哪个时期的美国。我个人认为60年代末的情况与今天的中国更相似——高等教育面临一个繁荣的时代，州政府拨款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需求增加，我们应研究这个时期的美国大学如何利用了历史的机遇期。

　　2.习俗之于案例大学组织文化

　　我的研究发现，习俗对于建设60年代末案例大学欣欣向荣的组织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何谓“习俗”　　

　　“习俗”即没有明确的章程规定其产生与发生过程，但却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体现于组织成员的行为。习俗以默示的方式规约着大学的人，是刚性制度之外的“软”制度。在70年代初的印大存在着大量原生的、正能量的习俗，建设着积极的组织文化。

　　商学院杰克教授（注：受访者均为化名）的叙述代表了一批人的观点：“我决定留在印大，因为虽然我当时还只是在读博士，是一个助教，但大家仍然真挚地把我看做这个集体中的成员。我熟悉他们，经常去他们家里做客，我觉得我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后来我毕业了成了教师，也仍然觉得和他们非常亲近。我们还一起去学院里聚会，我记得是在一楼的大休息室，虽然里面的家具都破破烂烂，连座椅的皮套面都磨得裂开了大口子，但是大家却谈兴正酣，财会系、金融系、市场营销系的人会就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发评论，整个屋里挤满了人，就像一个大家庭。当时院里的领导，如亚尔特·威莫尔，对每个人都很亲切和善，他甚至知道每一个办事员和秘书的名字与工作内容。我们学院真的很像一个大家庭......”在这段短短的叙述中，“大家庭”的提法反复出现，当时的大学能有这样的风气与氛围，要归功于人和人之间密切交往、真诚交流、讨论学术的习俗。

　　（2）习俗的作用　　

　　习俗的作用首先在于增加大学的魅力与凝聚力。英语文学教授肯恩如是回忆：

　　“我1963年从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毕业，大概有12－14所大学邀请我去执教，我走访了其中的几所大学，包括卫斯理学院、弗吉尼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印大。在我的母校威斯康星，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学术人员看不起没有终身教职的人，所以后者只能无奈地与研究生为伍；卫斯理学院的人保守高傲，他们觉得世上再没有更好的地方了，如果我不选择他们准是疯了。总之，在这几所大学中，我与陌生学术人员见面时，彼此都以学术头衔相称，如助理教授某某某、副教授某某某、正教授某某某、资深教授某某某等，唯独在印大即使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彼此之间也直呼其名，这一点与前几所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最终做了一个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的决定——到印大工作。真正开始工作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开放平等的地方。70年代早期有其他地方邀请我去工作，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次是去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他们邀请我去做人文学院的院长。我觉得那里的人们相当隔阂，上下级间等级森严，不同学院间的界限清晰，因此我选择继续留在印大，并且一留就是一辈子。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这个学校，以及这里的人文气息、它的价值与传统。”人与人真诚交流的习俗，增加了大学的魅力和凝聚力。

　　第二，正能量的习俗促进民主治校与科学管理。前英语系教授、后来美国教授联合会的执行秘书玛丽回忆了参加大学治理委员会的经历：

　　“后来我又参加了大学教授评议会下设的一个分委会，负责制定学术人员的薪酬标准。因为中途不慎骨折，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开会，等伤好后我发现他们提议要提高州外学生的录取比例。他们觉得，第一，外州学生学术基础扎实，第二，他们要交更高的学费，可以提高大学收入。他们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报告（就等我签字了）。但是我对他们说我不同意这个想法，非但不能签字，还要写一份少数派报告，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当时还有几位教授与我一道在这个少数派报告上签了字。我真的不愿与同事产生龃龉，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说违心话。后来，教授评议会向州政府上交讨论结果时把我的少数派报告也附在了后面。我很担心这样做可能给印大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他们劝我不必多虑，只要说了真心话就好。后来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招收外州及外国学生的比例，学术副校长告诉我是我们的少数派报告催生了这个法案。”真诚交流、讲真话的习俗促进民主治校、科学管理。

　　第三，正能量习俗促进原创性的研究。现在大学最关心的是提研究质量，习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高大学的科研实力。商学院的查尔斯教授：

　　“在一个周末，约翰·莱恩校长（注：印大70年代的校长）突然叫我去他家商量建立一个新学院。当时去的还有雷尔夫·克里兰德（注：当时研究生院院长、生物学教授）以及凯斯·卡德维尔（注：政治学教授）。最初，我们讨论的焦点是印大是否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公共管理的学院。但雷尔夫却说，我们还应该有一个致力于研究环境科学的学院，其他大学从来没有建立过专门的学院，所以他提出我们能不能把这两方面的设想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我们现在的公共环境与事务学院就是这么诞生的。在当时，这真的是一个创举。”时至今日，印大的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仍在排名中跻身同类学院前三，因为它吸收了几代人的智慧，经得起时间考验，09年诺奖得主即来自这里，受益于这个学院的跨学科特性。

　　3.传说中永生的英雄：创造与维护习俗的大学领导

　　那么该由谁来创造、维护习俗呢？本研究表明，大学的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示范性责任，几十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人——1938－1962年任职的威尔士校长。地质系的阿尔伯特教授道：“很多大学都重视跨学科性，但是与它们相比印大对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我有不少机会走访其他大学，与它们相比印大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地好。我猜这些都与威尔士校长的苦心经营有关，是他开风气之先河使印大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我甚至还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他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当时他还把我的小孩抱过来，让他们坐在腿上。他的身材高大魁梧，简直像个巨人。事实上，他确实是个巨人，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人格修养。”

　　按年代推算，我的受访者与威尔士校长共事机会寥寥，但却深情回忆至此。为大学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领导能得到什么回报呢？恐怕不会是太多物质馈赠，但他们会以一种符号化的形式，以“组织英雄”的面目被保存在大学的传说中，在口口相授中，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永垂不朽！（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学院 任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