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有关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12月15日 《了望东方周刊》）
幸福感是一个人人可言说的话题，由此出现了“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不过，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的现象呢？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来说，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发展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会应当同步增加，但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同步均衡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等学者的研究，在过去的50年中，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美国和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欧洲自197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国民幸福感也没有增加。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劳动保护差，劳动者精力透支和职业枯竭，而各种权利权益得不到保护更是重要因素。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基本上每10个在职人员就有3个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工作压力已成为中国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占痛苦来源的16. 5%。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国人的幸福感怎能提升呢？
进一步说，我们除了看到不同步外，还要把幸福感当成观测社会问题的“听诊器”，正如医生观察病人那样，否则，只能在不满中走上不满。道理很简单，一个各方面都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赶持续下滑，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作为检测社会运转的指标，幸福赶更多地发挥着“听诊器”功能。
一个民众怨声载道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也不是幸福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关注公众的幸福感，要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另外，不应把幸福感与GDP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这决不是要在GDP与幸福感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对GDP，应重视之而又不以之为尊。将GDP与幸福感等指标相互补充，作为考察社会发展进步的依据，才有益于社会的和谐。
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居民收入和幸福感不同步的正常性，也要站在幸福感是观测社会的“听诊器”的立场上审视这种背离，否则，就是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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