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23日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在路口内随意穿行、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等交通违法情形,将被依法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于拒缴罚款者,交警将采取多种手段,百分之百进行深入教育。此次活动中,在大路口,对群体性闯红灯的,要处罚前三名；在小路口,对于闯红灯的行人,将全部处以50元以下罚款。（10月25日《法制日报》）

　　“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种法不责众的心态，确实叫人头疼，也成了“处罚前三”的最大行为用意。政策的初衷，似乎有点对症下药的味道——既然“中国式过马路”是由从众心态造成的，惩治不了所有人，处罚一下前三名，来个“罚三儆众”，打了出头鸟，那众人估计也作鸟兽散了。

　　乱行用重典，只要合法合规，怎么处罚都不为过。比如对于闯红灯，多个省市表示要严格执法。除石家庄市，行人交通违法将处50元以下罚款外，安徽从明年元旦起，行人闯红灯也将被罚款50元，而深圳的处罚更高，行人闯红灯罚款由原先20元上升到100元。不过，相比于这些处罚来说，石家庄市的“群体性闯红灯的，要处罚前三名”的罚则，有些画蛇添足的味道。

　　处罚前三之罚则，有几个问题无以回避。一是如何体现公平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你说你闯了红灯就该罚，后闯的就不该罚。何以一群人同闯红灯只罚前三呢？要是大家排着一些走，又如何来进行区分呢？二是如何解决操作难题。在技术层面，如何来厘清谁是三之前，谁是三之后，出现争议又如何解决？是靠监控视频，还是靠路边红袖章或交警的认定？解决不了这个难题，那么制度设计就会成为空文。三是如何解决投入问题。很显然，抓闯红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甚至要打一场人海战，这些投入又从何处来，会不会产生“执法为利”的现象？从之前武汉、南昌规定市民拍摄行人闯红灯可获奖励，虽然产生了目标周入万元的职业“拍客”，不过在效果上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反倒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抵触。而闯红灯罚前三既背离了法律平等的原因，又避重就轻对法不责众进行了纵容。如法做法，无以为治反添其乱。

　　中国式过马路背后，其实是“中国式治理”的一种真实反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治理手段，就会有什么样的顽疾延续，从鼓励市民互拍，到处罚前三，不难看出权力为所欲为的影子。一方面，在制定规则上便可以看出其随意性，以至于出现了“处罚前三”这种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规定；另一方面，以行为操作上，权力从来都不是最优先守法者，从公车对红灯的熟视无睹，到各种执法车的假公济私，以及在处罚上的避重就轻，厚此薄彼，都形成了恶劣的效应，打破了规则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若“中国式治理”没有得到改变，让权力之手为所欲为，那么“中国式过马路”就难以得到根除。总而言之，行为“闯红灯”要治理，治理手段“闯红灯”是不是也应矫正？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