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日网民爆出加多宝借＠作业本拿“烧烤”做文章开始，本次围绕加多宝展开、发酵的舆情已过去四天，但似乎仍未有降温的趋势。在中国的微博社会中，热点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像这类能够持续发酵的舆情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

　　简单分析不难发现，本次舆情之所以能够持续发酵，“得益”于加多宝陆续出手的一大波自认为聪明的“危机公关”，其中包括引起更多网民愤怒的所谓“道歉”在内。　　

　　以上种种因素，最终促成了这个持续近一周的舆论事件的产生。事实上，在本次“黑白”并不难分明的事件中，加多宝如果能选择一个诚恳的悔过方式，舆情不至于会发展到当前这个程度。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加多宝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影响越大，越有利于它的营销”。不错，如果单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本次舆情的持续发酵，无疑有利于加多宝的知名度，但加多宝的营销团队也不该忘了，拿企业的美誉度去换取短暂的社会影响，这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无疑是自杀行为。事实上，本次事件已经让加多宝先前精心营造的“慈善企业”、“受压迫民营企业”等形象毁于一旦。

　　高度认同本国民族核心文化，坚持把握政治正确的基本底线，并始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是社会团体、责任企业和守法公民赢得社会认可并实现自由行动的不二法门。东西方各国概莫能外。

　　对比加多宝的拙劣公关，成熟的企业、机构、团体一般都会有更好的选择：

　　2008年，在好莱坞女星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发表了针对中国汶川地震的不当言论后，法国LVMH集团立即宣布取消莎朗·斯通所代言的DIOR品牌广告形象，并取消其在中国一切与DIOR品牌相关的商业活动。好莱坞《人鱼帝国》剧组也明确表示将更取消莎朗·斯通的出演计划，更换角色。

　　2011年，德国名模瓦内萨·海斯勒（Vanessa Hessler）在采访中发表了“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电信服务商阿利塞（Alice）立即宣布取消其代言的合同，并陆续废除了她代言的公关宣传材料。该公司发言人表示：“她没有与关于利比亚冲突的不当言论保持距离。”

　　2014年，名嘴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A Smith）在节目中发表了对雷·赖斯（Ray Rice）人身侵害其前女友事件的看法，表示“男人不会无缘无故打女人”，女人应该“确保自己没有挑衅的行为”，并且暗示女人应该“尽自己所能确保不让家暴发生”。此言一出，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很快就宣布对史蒂芬·史密斯进行停职处理。

　　企业如此，政治团体更是如此：

　　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团队的重要成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因为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时，发表了“美国已成‘牢骚之国’，民众总是抱怨经济形势不好，是‘心志衰退’的表现”的言论，而被迫辞去竞选团队联合主席职务。

　　2013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受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时，因发表了“理解中国发出的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主张”等言论，而在已经事实退党的背景下，遭到民主党的追加“开除出党”的处分。

　　2014年，中国国民党原党员周玉蔻因接连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包括指责马英九的言论后，于当年12月被国民党中央党部考纪会以“屡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攻讦国民党，言论明显损害党的声誉及利益，严重违反党纪”为由，“会中无异议一致决议”开除党籍。

　　由此可见，在“舆论危机”出现后，相对成熟的企业、机构、团体都会较快摆明立场，都会尽快地与“问题人物”划清界限，而不会去选择无意义的狡辩，更不会为了短暂的社会影响去做伤及自身美誉度的自杀式营销。当然，加多宝确实可以通过宣称自己不懂微博的舆论生态来搪塞自身在本次舆情事件中所犯的种种错误，但它无法阻止网民从加多宝那些倾向性清晰的代言人选择，从危机发生后的姿态以及一系列动作，得出加多宝是否明知“作业本烧烤”深意、是否属恶意营销的结论。

　　最后，笔者还想多谈一点看法。从上述众多案例中不难看出，即便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都有自己特定的“底线”、“原则”或“红线”，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正确”的共识。无论个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触碰它们，都必然要付出“越界”的代价。事实上，在一些人无比推崇的美国宪法中，早已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权的最终解释权在联邦最高法院，个人不得自己释法、执法，或择法而从”，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清晰解释了“民众没有造谣生非的自由、没有辱骂他人而招惹冲突的自由、诽谤性言论不受美国法律保护”等内容。具体到中国，在这个日渐开放和文明的社会，没有人会再“因言获罪”，但这不代表无底线的“言论自由”不会付出代价。那些高喊着“文字狱”和“文革”来袭的人群需要明白，每个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不同，但触碰的结果一定是相同的，这才是真正的国际现实。（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雷希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