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确诊、疑似病例乘坐过的列车消毒，被认为是铁路旅客列车消杀工作中最危险的一环。万里铁道线上，杨波总是身背消毒桶、手拿喷雾器，冲在消毒队伍的最前面。 

　　2003年，18岁的杨波走到高考这一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杨波老家在山东泰安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医疗条件差，大家有个头疼脑热，只能找“赤脚医生”抓点药简单处理，因此杨波立志学医治病救人。但非典爆发后，杨波就改了志愿，报考了南昌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救治在临床，防范在预防，临床医生只能救少数人，预防做好了，可以救更多人。”这位80后憧憬着，有一天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自己能冲锋在前。 

　　毕业后，杨波来到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疾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南昌疾控所”），从事铁路站车消毒、杀虫、灭鼠工作。消杀工作是公认的“脏、苦、累”，杨波不在乎，他最大的渴望是疾控防疫领域能为公众所知，“疾控所似乎是公众视野内的‘小透明’，和临床医学相比，预防医学几乎没有存在感，铁路疾控更是被大家遗忘的角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昌疾控所临时从其他科室抽调9名职工，16人的旅客列车终末消杀组一夜成军，不分昼夜对江西境内所有列车进行消杀作业。作为疾控所消杀科科长，杨波临危受命，任旅客列车终末消杀组组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杨波带头写下请战书，主动要求到铁路疫情防控最需要、最危险的地方去。“阻断病毒传播渠道，我们是旅客和病毒之间的屏障。”杨波说。 

　　杨波的微信朋友圈里最多的是深夜驱车赶路的小视频，疫情期间，他辗转于各车站、存车场间，消杀到凌晨三四点，唯有星月路灯相伴。 

　　每一次消杀作业都是与病毒的殊死较量，不能留任何死角与隐患。一列长约200米的单编动车组，杨波要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喷雾器往返十几趟，50分钟才能完成整车消毒。最紧张的一天，杨波完成了9趟列车的消毒，脱下防护服时，衣服早已湿透。 

　　相比普通列车的预防性消杀，对乘坐过确诊、疑似病例和发热旅客的列车进行终末消杀要求更高、风险更大。 　　  

　　作业前，杨波花20分钟将自己武装得“密不透风”，然后在同事帮助下，背起40多斤重的电动喷雾器，带头钻进空无一人的车厢。 

　　行李架、通风口、厕所、踏脚，很快车厢里便满是浓烈刺鼻的消毒水气味。“相比预防性消杀，终末消杀的消毒液浓度要加倍，喷洒时要更细致。” 

　　穿着防护服，消毒水一喷，封闭的车厢雾蒙蒙一片，早已看不清谁是谁，但同事们都知道，背着大桶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杨波。“我是党员，又是负责人，还是我们组最年轻的，终末消杀的敌人是看不见的病毒，我必须走前面‘排雷’，这样后面的同事感染风险就会小一些。”杨波说。 

　　刚走到第三节车厢，消毒水便见了底。杨波往回走到车头，给桶里加满水，又撒了一把消毒泡腾片。“一列车8节车厢，差不多要用5桶消毒液。” 

　　结束消杀作业，渴急了的杨波打开水壶灌了几口，再用冷水仔细洗手。消毒液的腐蚀性强，时间一长，杨波的手上布满了细小裂痕，一碰热水就疼痛难忍，因此在寒冷的冬季，杨波每天冷水洗手、洗脸。 

　　终末消杀组是24小时连轴转。几个月里，为了赢得时间，杨波吃住都在单位，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早上7点又迎来列车消毒高峰。“列车白天要运行，必须连夜处理完，不能等到天亮。”他每天至少走上2万步，有时在办公室座椅上打个盹，休息不了一会儿，就又投入新一轮战斗。 

　　2020年春节前，为了完成所有旅客列车的全覆盖消杀任务，杨波连续加班一个星期。大年三十是他35岁的生日，那天忙到下午才匆匆踏上返回老家共青城市的火车。“下了火车，我发现我的电动车早放没电了。”除夕夜，杨波带着春联、顶着大雨把车推回了家，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看着一桌子菜和等待自己的家人，他忍不住落下泪来。可年夜饭刚吃两口，他就接到了单位取消休假的通知。杨波哽咽着对父亲说，“对不起，爸，明年一定陪你好好过个年。”大年初一一早，他又赶回南昌。 

　　“我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他怕自己会撑不下去，也知道我是做防疫消杀的，所以疫情期间特别担心我，每次打电话都要提醒我注意安全。” 

　　对于工作，杨波很有信心，但对于年迈的父母，杨波却担心又无奈，“这些日子我没有回家，也不能回家，一是工作太忙，二是担心自己在工作中感染了病毒，不回家就不会传染给家人。我现在能为家里做的，就是给家里多打几个电话，互报平安。” 

　　在这次新冠肺炎战疫中，杨波和他的同事们冲锋在前，尽职尽责，默默奉献，活跃在各个重点防控场所进行消杀作业。作为不为人熟知的疫情消杀工种，他们始终坚信：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今年4月，杨波被授予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全国铁路行业唯一一名获奖者。“很意外，我只是做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杨波说，“疫情当前，万众一心，我们青年人要挑起担子，不忘初心。” 

　　【强国策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