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瑰宝。重读《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选、金性尧注、金文男辑评），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既是凝练的艺术结晶，亦是深沉的历史回响、厚重的精神映照。唐诗中浸润着浓郁的民族忧患意涵。这种忧患，绝非消沉的哀叹，而是对家国命运的清醒体认，更是责任担当的生动彰显。从边塞诗里的金戈铁马到咏史诗中的鉴往知来，从民生诗中的疾苦悲鸣到咏怀诗里的孤愤忧思，唐诗的忧患意识宛如映照古今的明镜，既照见了古人的赤子之心，也为今人提供着深刻的精神启迪。 

　　一、烽烟中的家国之思：边塞诗里的忧患底色 

　　边塞，是唐代民族矛盾的前沿阵地，也是诗人们忧患意识最为直接的承载之处。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中那铮铮誓言，展现将士的家国情怀。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意豪放旷达，实含视死如归的决绝勇气。王维《老将行》一员老将曾“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却遭“无功”被弃，晚年沦落“路傍时卖故侯瓜”境地，但当“贺兰山下阵如云”时，他仍“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主动请缨，誓死报国。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龟虽寿》）的忠诚与担当，着实令人敬佩。 

　　边塞诗以荒凉绝漠诠释戍边凄苦之忧。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雄浑场景，背后却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艰辛。诗人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在豪情之下灌注了如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那般的隐忧。正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慨叹，字里行间既有着对“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殷切盼望，更有着对良将难寻、边患难平的深沉焦虑。诗人借古讽今，体现了对连年用兵的悲痛反思。 

　　边塞诗里还揭示了对荒诞战争的忧虑。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将战场的惨烈与士兵的悲苦交织在一起，诗中“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士兵群像，与“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的思妇哀歌相互映衬，构成对战争之殇的冷峻质问。这种质问在李颀《古从军行》“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句中也有所体现，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更是犀利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统治者劳师动众的冷酷。帝王为满足一己之欲或开边野心而发动的战争，士兵们“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中苦苦支撑，最终换来的只有战骨与葡萄的荒诞对比。李白《关山月》“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道尽征战之地的惨烈，是对将士殒命沙场的深沉悲悯，更暗蕴着止戈为武的和平祈愿。王之涣《凉州词》“春风不度玉门关”，以边关“春风难至”的苦寒冷寂，寄寓着对戍边将士的深切哀怜。这种对战争的痛切反思、对士卒的深刻同情，本质上正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拳拳忧思。 

　　今人从边塞诗中读懂的不仅是历史烽烟，更应是“安不忘危，盛必虑衰”（汉代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陈汤》）的政治智慧。千载之下，这种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与践行。担当并非鲁莽，而是对使命与代价的清醒权衡。今天的“边塞”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或是科技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或是民生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暗流涌动”……皆是无形边关。唯有像唐代诗人那样，既怀有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新松恨不高千尺”的壮志，又存有杜牧《早雁》“岂逐春风一一回”的警醒，才能在风险挑战中砥砺前行。 

　　二、史镜中的兴衰之鉴：咏史诗里的忧患哲思 

　　唐人善咏史，更善借史抒怀。杜牧《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以一柄残戟引发对三国兴亡的沉思。李商隐《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寥寥数字便揭穿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荒唐，而“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的反问，更是将亡国之痛的警示直指时人。 

　　杜甫的咏史诗充满历史厚重感。《古柏行》借“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的坚韧，歌颂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忠烈，却寄托诗人对“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的时局困窘之忧。诗人看到的不仅是历史人物的命运，更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的治国理念。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苍凉景象，道破了“兴废由人事”的哲理，揭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历史规律。 

　　这些咏史诗句，实质上是古人用血泪写成的“历史镜鉴”。正如《贞观政要》所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诗中的咏史篇章，正是这样一面面“史镜”。我们读这些诗，不能仅仅止于发思古之幽情，而要读出“历史周期率”的警示：胡曾《咏史诗·汴水》中“锦帆未落干戈起”所揭示的隋朝速亡，警示我们必须摒弃奢靡享乐，避免脱离群众；白居易《长恨歌》唐玄宗“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骄纵场景，告诫我们要防微杜渐，保证思想不堕落；杜牧《泊秦淮》借陈后主“后庭花”这一“亡国之音”的隐喻，提醒我们要永葆居安思危和自我革新的清醒。唯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才能避免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循环。 

　　三、民瘼中的社稷之念：民生诗里的忧患情怀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诉尽了民生疾苦与社会不公。这种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是唐诗忧患意识中最温暖也最悲怆的底色。《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愁怨，控诉着“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诗人以“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惨状，敲响对漠视民生终将引发民怨的警钟。 

　　白居易的《卖炭翁》，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细腻笔触，刻画底层劳动者“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矛盾与辛酸；而“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的赤裸裸掠夺，更是对封建特权的尖锐痛斥。《长恨歌》虽以爱情为主线，但“三千宠爱在一身”“可怜光彩生门户”的描摹，暗寓对杨贵妃家族借裙带骤然显贵的嘲讽，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陡转，则道尽了忽视民生、沉迷享乐，最终引发祸乱的深刻隐喻。 

　　即便是以飘逸豪放著称于世的李白，在《战城南》中也发出了“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的沉痛疾呼。“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若非对生命本身怀着至深敬畏，又怎能对战争残酷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刻画？这是对兴师动众者的猛烈鞭挞和深切控诉。还有《蜀道难》看似咏叹山川险峻，实借“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之句，警示地方割据之患。这种将个人命运与百姓疾苦紧密相连的忧患，与当今所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 

　　今人读这些诗，当有国之基在民的启迪，当有清代郑燮《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共情，“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责任。今天的民生问题，表现形式或许与李绅《悯农（其一）》“农夫犹饿死”的时代不同，但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依然需要我们像唐代诗人那样，以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心中为念农桑苦”的情怀去破解，以“不辞辛苦出山林”（明代于谦《咏煤炭》）的担当去践行。 

　　四、孤愤中的担当之勇：咏怀诗里的忧患品格 

　　唐诗的忧患意识，往往凝结在诗人的忧愤与坚守中。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鸣，实是对知音难觅、壮志难酬的忧思。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南宋陆游《病起书怀》）的执着，正是忧患意识的崇高表现。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表面写个人遭遇，实为“忧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这一赤诚情怀的真实写照。这正彰显了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担当精神。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背后是诗人被贬永州后，依然凛然无畏、顽强不屈——哪怕“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也要坚守“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信念。 

　　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将国家残破的痛惜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个人悲戚融为一体，而“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细节，言尽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汉末曹植《白马篇》）的沉重。这种忧患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真诚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民本思想。温庭筠《苏武庙》“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刻画了汉代名臣苏武持节牧羊于蛮荒之地十九载，受尽煎熬磨难而不移其志，歌颂苏武对民族使命的坚毅担当，对信念的永不背叛。李白《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与“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浩叹交汇，实际是对时不我待、壮志未酬的悲慨，这种悲慨催生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奋进力量。 

　　忧患之于诗人，不是杞人忧天的悲观，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篇）的勇气；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而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博爱；不是怨天尤人的消沉，而是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担当。这种忧患品格正是我们需要传承的精神基因——面对改革攻坚期的矛盾，当有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昂扬，当有“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闯劲，当有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实干精神。面对群众的期盼与嘱托，应有“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自嘲》）的奉献精神；面对自身短板，应有“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的清醒自觉。 

　　结语 

　　唐诗如镜，映照古今。其忧患意识穿越千年，其声如警钟振聋发聩。我们应从这些诗篇中深刻把握历史辩证法——越是承平日久，越需怀有杜荀鹤《泾溪》中“泾溪石险人兢慎”的警觉，时刻防范“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的风险。忧患不是对盛世的否定，而是盛世得以绵延的基石；不是对现实的抱怨，而是推动改善现实的动力；不是对未来的恐惧，而是开创光明的底气。无论是边塞诗的家国之思、咏史诗的兴衰之鉴，还是民生诗的社稷之念、咏怀诗的担当之勇，唐诗的历史警醒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对民族的赤诚、对百姓的深情、对国家的责任。 

　　江山永留胜迹，我辈亦复登临。唐诗是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是砥砺我们保持头脑清醒、激发担当作为的不竭源泉。我们品读唐诗、领悟唐诗，最终要“取其精华、得其精髓”：将“安而不忘危”（《周易·系辞下》）的忧患惕厉，转化为防范风险的政治自觉；将“治而不忘乱”的清醒认知，转化为深化改革的坚定意志；将“存而不忘亡”的使命担当，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切实行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横渠语录》），这千古名训，既是对先贤精神的礼赞，也是对今人的期许。唯有让唐诗中这份深沉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方能在铸牢精神之魂中洞鉴古今，在砥砺奋进中开创未来，矢志不渝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王广权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