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长忠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今年2月29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召开了第十四届七次全会，改革试点方案中的领导班子、内设机构以及常委、委员的调整等一些改革措施都在全会上亮相，标志着上海共青团试点工作，从方案落实到现实，从全国来看，这意味着，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强化群团组织工作的背景

　　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随着作为建构与组织社会的主导力量的清王朝消亡，以小农生产为特征的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盘散沙”。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现代化建设都内在要求社会组织化，由此，政党与军队成为组织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化力量，同时，在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价值、利益与兴趣等而形成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组织化力量与载体，以及由政党组织推动建立来协助组织民众的组织载体，就成为政党与军队之外很重要的民众自我组织与组织民众的组织化力量，这即所谓广义上的群团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整顿，其中一部分社会中自我产生的以及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群团组织，被作为连接党、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机制性与制度化的组织渠道，即所谓狭义上的群团组织。共青团就是其中之一，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与纽带。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协助党与政府推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组织起到很好作用。不过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与网络社会生成之后，许多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特点，以及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所形成的一些特点，使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组织的组织形态，开始有些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群众的生存状态与交往方式，呈现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与娱乐化”等倾向，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后，包括共青团组织在内的群团组织改革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强化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与群众性”。因此，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与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意见》，就新时期党的群团工作以及群团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与要求。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建党以来的第一次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了要推动群团改革与创新。11月9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全国总工会、上海市与重庆市的群团改革试点方案。11月20日，上海市委召开了群团工作会议，部署群团改革工作，上海共青团改革也正式启动，并通过媒体将改革方案主要内容进行发布。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今年2月29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召开了第十四届七次全会，在全会上，市委组织部宣布了作为团市委领导班子“专兼挂”结构中的挂职与兼职领导干部名单，团市委新的内设机构情况也被公布，并根据改革精神，增补了团市委委员与常务委员。

　　对于共青团来说，中央意见、群团工作会议、试点方案出台，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属于理念提出、方案设计层面，都尚未转化为现实，而作为全国试点的上海共青团改革，全会的上述内容的落实，标志着上海共青团试点工作，从方案落实到现实，因此，从全国来看，这些举措意味着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机构改革

　　上海团市委的全会之后，虽然官方报道对全会内容作了相对全面的介绍，但是，许多媒体以及团内外人士，都将评论的重点聚焦在领导班子以及机构变动上，似乎认为上海试点，所体现出来的共青团深化改革，只是一场机构改革，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书记班子成员的“专、兼、挂”新结构感到不了解。

　　从研究问题角度来看，当一个现象出现似曾相识，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时，这就意味着这一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着与之前现象之间重大区别的新逻辑。这一分析问题方法也同样可以运用到对上述这一现象的认识上。

　　诚然，上海共青团改革试点，是从机构、人员与机制入手的，确实是一场机构改革，但是，单从书记班子成员“专、兼、挂”新结构出现，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次改革措施与传统的机构改革存在着重大差异。如果对书记班子“专、兼、挂”新结构的背后逻辑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实际上就会得出以下判断，那就是通过书记班子以及机关工作者的人员来源与任职方式的调整，将打破传统体制区隔，包括体制内部与体制内外的区隔。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克服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一盘散沙”特征之间的矛盾，我们宏观上建立了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微观上建立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社会体制，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计划经济与单位社会，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元一体，用行政化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将干部与职级联系起来。作为政治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群团组织，包括共青团在内，都被纳入这一框架之内，在干部选拔与任用上，都遵循这一逻辑。后来公务员制度确立，又以制度化方式将之固化下来。

　　市场经济建立以及网络社会生成，使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在整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当时所形成的体制安排与管理方式，依然还以新的形式在制度性与观念性层面体现着，这就导致了人们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说法。虽然，政治运行已经形成了政治领导与行政管理的区分，但是在干部使用与管理上，却依然还是以行政化方式进行。

　　这种行政化与机关化倾向体现在群团组织形态的方方面面，对于共青团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书记班子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人员来源与任职方式上，必须都是以公务员身份与科层制方式进行安排与运作，由此导致了所谓体制性的区隔，使许多具有良好素质的青年领袖以及青年团员无法到共青团领导机关参与工作，而科层制与公务员的行政化运作逻辑，使那些专职化的机关干部，在观念上与行为方式上存在着与一线青年脱节的可能。为此，上海共青团改革试点，就率先从导致体制区隔的“牛鼻子”入手，采取书记班子成员的“专、兼、挂”方式，其中挂职使体制内的区隔得以打破，使体制内其他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的区隔得以打破，兼职使体制内外的区隔打破，使所谓体制之外的优秀青年领袖能够成为共青团书记班子成员，并且在机关其他工作人员中也通过吸纳志愿者等方式，来进一步克服体制性区隔。

　　概括起来，笔者认为，书记班子成员的“专、兼、挂”结合的新结构等举措，一方面打破了体制性的区隔，另一方面淡化了所谓行政级别的观念，突出了“以工作需要”与“唯才是举”的理念。

　　由此我们可以说，上海共青团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具有过去的机构改革的一些特征，但是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实际上是遵循着新的理念与逻辑，以打破体制区隔与淡化行政级别为内容，克服共青团行政化与机关化为诉求的，是迈出了从关键环节入手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整体性重塑的实质性第一步。因此，我们不能将之理解为一次单纯的机构改革。

　　共青团发展还需要“从1到N”

　　如果对上海共青团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试点方案所提出来的改革对策是具有解决共青团“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与娱乐化”问题的“牵牛鼻子”功能与效果的，是完成共青团改革中党组织履行权限那部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党建带团建的新发展。然而，不论是从关键对策落实与整体改革推进的改革内容来说，还是从改革试点到全团改革来看，上海共青团试点方案实施，都还只是迈出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性第一步，对于共青团组织形态整体发展来说，还有很多路要走，很多事要做。

　　从关键对策落实来看，还需要解决磨合适应与开发激活等问题。比如，新的书记班子“专、兼、挂”结构运行方式如何开展，特别是兼职副书记作用如何发挥，以及机关干部的专职人员与志愿者之间关系如何合作等，将成为改革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人事、财政等新体制在现实中的落实也存在许多新旧机制之间的冲突等问题，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再比如，对于共青团来说，兼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举措，实际上从领导机构来说，常委会、全委会与代表大会才是本质性领导机构，而所谓机关工作人员等，是负责日常性工作的运行，通过所谓“专兼挂”改革，实际上是改变负责日常性工作的人员结构的问题，而如何发挥常委会、全委会与代表大会中的非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常委、全委的委员与代表的作用，是下一步改革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开发的问题。

　　从改革在全团推进来看，还需要解决由点到面的推广适用问题。对于共青团来说，目前的试点是在上海市与重庆市，而这两个城市都是直辖市，因此对于下一个全团改革推进来说，还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将上海、重庆的地方性试点经验转化为团中央层面改革的参考与借鉴；二是如何将上海、重庆的直辖市的改革经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省级共青团的示范与推广，这里将遇到两方面挑战：第一是试点推广的一般性困难，就是各地如何结合实际情况来复制与借鉴上海与重庆的改革经验；第二是本次试点单位选择所带来的推广时可能遇到的特殊性困难，那就是直辖市经验对省级共青团的适用性问题。因此，如何解决上述两方面推广与适用问题，是下一步各级党组织与团组织都需要发挥智慧，进行努力的内容。

　　对于共青团来说，也许改革永远都是进行时，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青春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