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在本质上是党领导下的教育，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高等学校肩负着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重任。高校能否扛起这一使命、完成好这一重任，关键在于高校领导干部能否树立并践行与党的教育方针同向同行、与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与师生群众期盼同题共答的正确政绩观。政绩观不仅关乎“干什么、怎么干、为谁干”的问题，也决定着高校在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和工作重心方面的导向与结果。政绩观可以通过对评价体系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形塑深刻影响一所学校办学治校的底层逻辑和育人生态。政绩观问题既是高校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权力观、事业观问题，也是关系学校办学方向、发展路径和育人成效的根本性问题。

　　教育事业政绩观异化

　　危害不容忽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强国战略不断稳步推进。但同时，追求短期效应、表面繁荣的“政绩观异化”暗流正在侵蚀着部分高校的肌体，危害深远且不容忽视。这种政绩观，将大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使命简化为一场关乎排名、头衔与资源的数字竞赛，使办学目标变成了在各类排行榜上的“进位争先”，使发展成就简化成了师生发表成果的数量、论文影响因子的高低、获取科研经费的多寡。“唯指标论”的政绩观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学术研究浮躁化、学科建设功利化，大量“短平快”的研究取代了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慢功夫”，不但无法增强国家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的攻坚能力，反而可能因为学术资源的错配使其被削弱，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也被稀释在了“学术GDP崇拜”之中。这些做法及其后果不仅导致高校办学方向的严重同质化，削弱高校的内涵发展能力，更严重的是，导致大学精神的迷失。大学本应是追求真理、涵养德行、传承文明的殿堂，一旦被冰冷的数字和功利的排名所裹挟，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便荡然无存。

　　首先，错误的政绩观表面上看是权力观和事业观出现了偏差，深层次来说是理想信念动摇和党性修养淡漠。高等教育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遵循长期性、系统性的人才成长规律、学科建设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是一项久久为功、绵绵发力的崇高事业。如果没有历史耐心、战略定力，而将办学治校等同于“任期工程”、把学校发展异化为“个人政绩”，就必然在方向上跑偏，在方法上失当。这种扭曲的价值追求，是对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与教育三大属性的错误认知，是把个人得失置于立德树人之上、把局部短期置于事业全局之上，严重背离了新时代党的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对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其次，部分高校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客观上为错误政绩观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制度空间。高等教育的发展、现代大学的治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依法治校、民主治校，把行政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把学术权力运行置于学术发展规律之中，形成权责清晰、程序严密、监督有力的治理格局。因此，科学的高校治理，核心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良性互动与有效制衡，确保学术组织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等核心事务中发挥主体作用。然而，当前部分高校“行政化”积弊依然严重，行政权力边界模糊、运行失范，严重挤压学术权力的运行空间。一些旨在尊重规律、符合现实、激发活力的改革举措却在实践中或“层层加码”而变形走样，或“束之高阁”而难以落地。科学决策的失灵、依法决策的失效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的失衡，使得“政绩工程”方便之门洞开、学术投机与学术造假等短期“收益”行为大行其道，在客观上助长了急功近利、浮躁轻佻的学术之风。

　　最后，部分过度量化的外部评价体系使得一些高校将精力更多集中在“可见度”高的成果上，从而更加倾向于追逐可测量、可量化的“硬指标”。高质量的要求与硬性的量化考核相冲突，叠加主观认识的偏差、党性修养的削弱以及个人对于“快政绩”追求的催化，加速了错误政绩观的产生与实践。统一、刚性的考核标尺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强力吸引着高校向着相同的“高分”目标趋同，从而陷入内卷化的同质竞争旋涡。最终导致数据指标凌驾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之上，甚至成为难以摆脱的发展桎梏。

　　回归教育本源：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因此，树立和践行新时代高等教育应有的正确政绩观，就必须回归教育的本源，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学校的发展目标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宏伟事业之中。

　　一是要强化党性修养，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求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从党性原则出发，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为民造福就是要始终围绕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教育的需要出政绩。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也是高校最大的政绩。因此，高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培养出一大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的政绩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师范院校作为培养人民教师的主阵地、教育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发挥着联结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重要作用。师范院校更要在坚持党对学校事业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把培养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第一政绩。这就要求在具体的事业发展中，充分尊重教师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把教师队伍建设、师德师风涵育、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检验办学成效的第一标准，以学生成长度、人民认可度和社会贡献度来体现自己的政绩。

　　二是要胸怀“国之大者”，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政绩。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高校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事业之外。这就要求各级各类高校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把政绩体现在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上。要把学校发展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谋划，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发展需求、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公共政策研究、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体现担当作为。真正做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什么，高等教育就要抓什么、推进什么。对于师范院校而言，就是要立足教师教育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师范教育特色优势，紧紧围绕基础教育改革、区域教育均衡、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数字化转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高素质教师培养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更好地服务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提升，进而真正发挥出教育强国排头兵的重要作用。

　　三是要健全内部治理，在坚决破除“唯指标论”顽疾中出政绩。政绩观的扭曲，往往源于评价主体的错位和评价体系的偏差。一方面，要不断深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保障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高校作为学术的殿堂和人才培养的高地，必须充分厘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确保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职称评审、人才招聘等关键学术事务中的决策权。同时，还要畅通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保障他们对学校重大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权力向师生的回归。另一方面，各高校要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校内分层分级考核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多元、长效内部人才评价体系，既要科学评价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教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工作，也要充分体现师范院校在教育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教育实习、乡村教师培养、教育帮扶和基础教育研究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不被短期数据所裹挟、不为指标排名所内耗，这不仅需要科学的治理智慧，更需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基础教育强基赋能的强大政治定力。

　　四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中干出政绩。教育是一项具有长周期、慢回报的事业。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求高校领导干部必须在深刻理解教育三大属性的基础上不断淬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砥砺“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克服“重当下轻未来”的短视行为、“重数量轻质量”的形式主义、“重指标轻育人”的功利倾向，既多做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收入待遇、助力师生发展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绩”，更要多做优化学科布局、涵养优良学风、培育大学文化等打基础、利长远、管根本的“潜绩”。高校党委要充分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从政治上看教育、从全局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的能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纳入干部培训、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党内政治生活，纳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日常管理和考核评价的全过程，让干部们真正弄清楚高校“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怎样干好”。要在干部任用上优先选拔那些长期深耕教育、深刻理解教育规律、具有坚定教育情怀的干部，同时通过巡察、审计、民主测评等多种方式对存在政绩观偏差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五是要深化评价改革，在回归办学治校本位中见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部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必须从宏观层面发挥好“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一方面，要细致谋划、稳步推进高校评估体系改革创新，完善分类评价机制，大幅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立德树人成效、师德师风建设、基础研究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等“潜绩”指标的权重，让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教师教育型等各类高校都能在各自的赛道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特别是对于师范院校的评价，核心权重应当回归到教师教育的质量提升与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度上。一所师范院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培养了多少在中西部地区“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卓越教师，要看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实际贡献，要看毕业生在中小学教育教学岗位上的成长发展情况等。另一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为高校松绑减压，大幅减少各类不必要的检查、填表和盲目的行政干预，让高校管理者和科研人员从冗繁的“文山会海”和“迎检冲榜”中解脱出来，回归办学治校本位。

　　高校的政绩不在于名号的响亮，而在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独特贡献，在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期盼。对于师范院校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质量培养者。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陕西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