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研究阐释，勇于担当理论创新策源地，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切实发挥好引领作用。

　　厚植新文科建设发展沃土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本质在于构建贯通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学科体系，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实践载体。

　　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传统文史哲学科在知识范式、研究方法和教育体系方面呈现出结构性张力：前者侧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后者偏重传统学术范式的赓续传承；前者强调问题导向的实践品格，后者注重义理考据的学术传统。破解这种学科张力的关键，在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通过新文科建设推动学科体系的重构与融合，构建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深植中华文化基因的学术共同体。这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学科交叉概念，推动既能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传统文化价值，又能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

　　构建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面对百年变局下文明形态竞争的新态势，必须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结构布局。在基础学科领域，强化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能力，比如构建儒学与政治学、古典文献学与数字人文的交叉研究范式；在应用学科领域，聚焦治国理政重大命题，推动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对话创新。这种转型需要突破“专业培养”的传统窠臼，构建“大文科”“极交叉”的教育生态系统，通过学分互认、多导师制、项目制学习等机制创新，培育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工具，又深谙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同时还精通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复合型人才。

　　高校要依托新文科建设，重点培养三类人才队伍。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骨干的培养。建立长周期、“极交叉”、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机制，打破专业学科壁垒，培养具有多领域知识素养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骨干，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深邃的卓识远见，立足中国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新时代学术领军人物的锻造。创新“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通过政策咨询与智库研究领域的课题攻关，引导学者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传承发展等关键领域开展战略研究，通过研究在价值维度上强化“两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在知识维度上构建“经史互参”的学术底蕴，在实践维度上培育“知行合一”的咨政能力。三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培育。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干部政德教育和人文素养培育模块纳入干部培训体系，形成常态化、系统化干部教育机制，邀请知名学者与资深政要共同指导，培育既通晓传统文化精髓又深谙现代治理规律的新型文化治理人才。

　　激发有组织科研创新动能

　　高校作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力量，应当充分发挥理论创新的策源地功能。通过系统化、组织化的学术团队建设，推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化，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挖掘与现代阐释，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开展学理化提炼，通过批判性知识重构，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

　　构建多学科协同创新平台，突破传统学科建制的藩篱。依托平台组建由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与人文学者、理工科学者共同构成的创新团队，建立“极交叉”研究机制。在基础研究层面，组建典籍阐释与理论创新团队，重点攻关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化研究；在应用研究层面，成立交叉学科实验室，开展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治理技术的融合实验；在政策转化层面，建立学术研究与智库服务的联动机制，将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转化为现代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制度设计。通过这种立体化推进，最终形成既具有文明特质又能进行国际对话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有组织科研范式，亟须建立与之适配的学术评价体系。传统评价机制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是以论文、著作、项目等标准化成果形态为载体的“形式化”评价，与人文社科研究价值的多元性存在张力；二是以期刊等级、立项机构层级为标准的“层级化”评价，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求产生错位；三是以成果数量累积为特征的“计量化”评价，与研究质量和社会效益形成悖论；四是以单一学科为分界的“窄视化”评价与解决跨领域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难以匹配。

　　破解上述矛盾，需要加大力度破除“五唯”（即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全面推进学术评价机制改革。针对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学术原创性和思想引领性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将典籍注疏的创新阐释、理论范式的突破重构、学术流派的自主创建等纳入核心指标，建立以同行评议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对于应用对策研究，注重评价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成功落地的政策，并为构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将学术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文化产品的受众覆盖面、理论阐释的社会接受度等纳入评价范畴，针对有组织科研的开展，建立跨学科团队攻关项目评估考核机制，重点考察传统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协同创新成效。

　　增强国际学术话语主导权

　　推进“第二个结合”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国际人文交流体系。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立足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国际学术合作中实现价值共鸣与话语创新。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对话平台。定期举办世界级跨文明高端论坛，邀请国际一流学者、政要、文化精英共同参与，重点围绕儒学传统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展开深度对话，形成中西文明比较的常态化对话机制。例如博鳌亚洲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致力于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与国际能见度的年度思想盛会。实施国际学者驻访计划，重点吸纳海外一流汉学家、文明比较研究专家来华开展中长期学术交流，自主培养一批具备“第二个结合”理论视野的新生代汉学家。通过田野调查、联合研究等方式，增进对中国理论的直观认知。在留学生培养方面，需要完善培养模式，在扎实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组织国际学生深入社区、企业开展社会实践，使其既能研读典籍中的传统中国，又能观察现实中的当代中国。

　　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关键在于主动设置全球性议题。这就要求我们系统阐释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路径，将“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核心理念转化为国际学界可理解的分析框架。建立具有中国视角的文明评价标准，例如通过发布年度“全球文明发展报告”，构建涵盖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生态伦理等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在理论传播方式上，开发多语种数字平台，运用VR技术再现孔子周游列国、阳明悟道等文化场景，使国际受众获得沉浸式认知体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组织跨国翻译团队进行精准译介，增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理解认同。

　　深化文明互鉴需要拓展多层次的实践路径。在学术研究层面，设立中西社会观比较研究国际课题，组织跨国团队开展联合攻关。可聚焦“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契约精神”“家国同构与个人主义”等命题，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文明的社会治理智慧；办好诸如《国际儒学》（中英文版）、《文史哲》（国际版）等学术期刊，使其成为理论争鸣的国际阵地，既刊发中国学者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也刊登国际学者对儒家思想的创新性阐释。在民间交流层面，推动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中外城市结对开展非遗展演、社区治理经验分享等活动，使文明对话从学术殿堂延伸至市井街巷。这种立体化交流模式，既能保持理论探讨的严谨性，又能增强文明互鉴的感染力。

　　确保理论传播实效必须建立动态优化机制。开发有学术影响力追踪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实时监测国际期刊、学术会议对中国理论的引用与评价。通过构建理论传播区域认知图谱，精准识别欧美、东南亚、非洲等不同区域的接受差异。传播策略的调整需建立多方协作机制，既要依据数据反馈优化叙事重点，也要通过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第三方学者开展理论阐释，避免文化传播中的“话语逆差”，推动中国理论在国际学术场域实现创造性转化。

　　（作者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