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中国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依托图书馆做敦煌学研究，围绕图书馆建设，利用从事图书馆学事业的便利条件，是王重民的重要工作特色。他虽逝世于50年前，但生前对于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与编目，以及目录学方面的遗产，时至今日，依然能够为全球学者研究和利用敦煌文献提供系统指导和工作助力。

　　王重民对敦煌文献的系统性整理与编目

　　敦煌遗书是敦煌学得以建立的核心根据。在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王重民厥功甚伟。1924年，王重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由此开启他提要善本古籍、荟萃海外遗珍、研究图书馆学的事业历程。敦煌文献的散佚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伤心史”。陈垣曾著《敦煌劫余录》，警示后继学者牢记文化之殇，鞭策中国学人搜拾遗珠，以补完璧，加之求学期间受黎锦熙、钱玄同、袁同礼等的影响和指导，引发了王重民对敦煌学的研究兴趣和工作志向。

　　1934—1939年，受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派遣，王重民远赴欧洲，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王重民焚膏继晷、埋首书库，做了大量的搜集、抄录、补编、审校、注释、修正和提要工作，《伯希和劫经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他还将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拍摄成照片，总数达上万件之多，带回国内，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一手素材。除此之外，他还搜寻本土流失文献，详加考订欧洲敦煌文献中所见到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撰写《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之后，无论是二战时期转赴美国，还是战争胜利之后的扎根北平，他都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致力于中国古籍搜集整理的艰辛事业，并继续敦煌学的研究和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

　　20世纪50年代，鉴于中国敦煌学研究没有完备的目录，外国人所编目录记载不够全面、不够翔实等问题，王重民在30年敦煌学工作的基础上，汇总英、法、中、日等多国馆藏敦煌文献目录，编就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遗书总目包括了北京图书馆藏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散录，总汇了当时“敦煌文书的最好最重要的目录”，是敦煌遗书发现60年来由中国学者编成的第一部完整的总目录，首次实现了全球敦煌写卷资源的系统整合，为全球敦煌学者提供了跨机构、跨地域的文献检索工具。

　　图书馆职业生涯与敦煌文献研究的互动

　　王重民是公认的图书馆学家，能够在敦煌学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他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善于利用图书馆的专家素养，以及图书馆对他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重民与图书馆的结缘，始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实践。大学读书期间，他已开始在北平图书馆兼职，毕业后不久即全职到北平图书馆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图书馆，不仅是图书收集保管的公共服务机构，同时也是从事研究、培养人才的学术机构。北平图书馆设有编纂委员会，聚拢了一批有较强研究能力的中青年学者，从事编目、索引、资料汇编、图书整理等工作。王重民因工作出色担任了编纂委员会的委员和索引组的组长，这种工作环境，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提升了他在目录编纂、文献整理等方面的素养和功夫。

　　北平图书馆筹建于1909年，其成立的第二年，晚清学部将劫余的敦煌遗书调拨进馆，北平图书馆由此成为敦煌文献的收藏重镇，以及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由于敦煌遗书散失世界多国，极大制约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北平图书馆广泛访求海外存藏，与法、英等国收藏机构签订了人员互换和文献交流协议，王重民的欧洲之行和相关工作，即得益于这一安排。这一文化工程，所费不菲，北平图书馆为此寻求了其他学术机关的参与和支持，以敦煌文书的摄制工作为例，国立清华大学、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都提供了经费资助，使得该项工作得以持续、顺利开展。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王重民与北平图书馆可谓互相成就。北平图书馆派出海外访书的馆员，除王重民外，还有向达等人，由于他们较其他学者更早、更系统地接触原始敦煌文献，这为他们取得突出成绩、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提供了先机和便利。北平图书馆也由于这批学者的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敦煌学的研究资料，不断巩固了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有感于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急迫需求，王重民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培养事业。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北京大学开始设置图书馆学专业，并由他主持图书馆学科的建设工作，但敦煌学仍是他事业的重要支点。他把人才培养和敦煌学研究进行了有效的结合，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变文集》，转化为了“敦煌俗文学”“敦煌文学史料”等课程。他继续推动的图书馆实践和文献研究的有机结合，也为敦煌学在北大的兴盛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更进一步推动了敦煌学从馆藏整理向学科化的深入发展。

　　目录学理论对敦煌文献研究的支撑

　　目录学是王重民开展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有效支撑。受陈垣、高步瀛等治学方法的影响，学生时代，他积累了扎实的古代四部典籍的知识，掌握了编目、考证和校勘的治学方法。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和敦煌学研究的长期深耕，使他在目录与索引的编纂、提要撰写、目录学史以及目录学体系的建构等方面，不断取得了突出成就，最终成为享有盛誉的目录学家。

　　我国的目录学家向来有写作提要的优良传统，这种为后来学者作提示的工作，既可以为自己的研究打基础，也可为后学的传承指点门径。他给《伯希和劫经录》所作的提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型。《伯希和劫经录》中的提要，既成为王重民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敦煌学研究的后进提示了线索，指出了许多应该注意之点。

　　与西方研究不同，本土学者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王重民的目录学素养使他的研究能够更为精审，这是他能够超越时贤、跻身国际一流的一个前提条件。王重民之所以要编撰《伯希和劫经录》，是有感于伯希和原编目录存在明显缺陷。其一是编目潦草，不利查阅；其二是伯希和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典籍的知识和能力有限，含糊和舛错在所难免；其三是不完整，将近1000个汉文卷子没有编目。这些缺陷成为王重民研究工作的主要着力点，除补平上述不足外，他还用现行本校对了其中的四部典籍残卷，并作了连贯拼合的工作。

　　吸收古典目录学中的优点和方法，编制各类图籍目录，被认为是默默无闻、坐冷板凳的工作，却是一项嘉惠士林的“授渔”工程，王重民长期为之身体力行。1958年，他编成的《敦煌古籍叙录》，是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集大成之作，成为学术性工具书的一个经典。他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凝集了他在目录学史和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结晶，为构建敦煌文献分类与检索体系提供了指导思想的有效根据和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他的目录学研究与实践，继承并深化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固有传统，深化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推进敦煌学的创新发展，需要我们持续挖掘、深入梳理，使之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王重民经验的当代启示

　　经过以王重民为代表的一代代前辈学者的接续努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无论是资料建设、研究水准还是学术地位，都具有了国际领先优势。不可否认，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态势能够得以持续，还需要面对诸如跨学科的理论融合不够、资料数字化不充分、国际共享与合作存在障碍等问题。在敦煌学研究的推进中，王重民的经历和成就，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其一，重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目前，敦煌文献仍以图书馆的保存为主，图书馆有自身的职能优势，数字化也走在公共服务机构的前列，传统优势和核心地位无法取代，能够继续在敦煌文献的收集征集、研究利用、数字共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二，在全球化视野上加强文献资源共享。敦煌学自始就是世界的，上世纪30年代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获益于众多机构的配合和支持。时至今日，尽管国际共享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仍有改进的空间，比如国际敦煌项目的专属数据库“IDP Database”为学者提供高清晰彩色图版，但汉文检索仍然没有实现。

　　其三，加强多学科的融合，不断扩展研究者的学养。敦煌学涉及的学科众多，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王重民在敦煌学取得卓著的成就，与其坚实的版本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知识以及广博的古籍学养密不可分。当代的敦煌学者，要强化多学科的素养，善于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博观约取、取精用宏，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副馆长（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