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与左右之争关系密切，只要这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注定会模糊“主旋律”，影响“主导力”，尤其会造成大众精神迷失、价值观紊乱，结果是左右之争永无休止。

　　要解决这些理论难题，有两个根本问题要解决。

　　问题之一：政治上自我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当然也都有基于时代背景的错误和失误。毛泽东因为政治上的创新，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同时又因为把政治放到不恰当的地位，比如，“文革”期间搞了个“政治超越一切”，而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异常，进而形成巨大伤害。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政治思想上实现突破而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由于政治改革不到位，导致腐败等问题严重存在。两位伟人的得失，都源于政治上没有超越自我，围绕两人的政治思想展开的争端，化解的路径只能是政治超越。

　　问题之二：利益上厘清关系。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否则就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和道义力量会因此丧失。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其他政党莫不如此，至少口头上不敢忘记人民。比如，在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之前，孙中山、蒋介石说过，美国的林肯和当下的特朗普也说过。问题是，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不管职务有多高，都不可能超脱利益，因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左右之争，根本是因人民的利益而划分出路线，但过程中一定涉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利益。所以，解决左右之争，必须抓住利益这个根本，否则左右之争一定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另有两个现实任务要完成。

　　一个是，尽快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确立起来，特别是指引中国大国道路的“开创文明”的政治观（政治路线）确立起来。这个要害问题解决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治观和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政治观，将不再成为左右之争的核心问题，而是生成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或者说，有了新政治观的指引，围绕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观而来的争论便失去了意义，这时的左右两派都集中到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上来，共同点也就容易形成。

　　另一个是，为理论工作者放飞思想提供适宜环境和制度保证，避免让创新理论者在创新道路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的管理者一定要清楚一个逻辑，没有理论上的强大就没有党的强大，而理论上的强大除了党的大胆实践，最高领导人的理论指引，很重要的是理论界或知识界大胆探索创新。所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和品味习近平在今年初同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时所强调的：“‘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

　　一句话，只有把理论工作者引到创新的道路上来，重大理论瓶颈才能突破，习近平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考也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才会真正化作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