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提出，提高考核针对性、科学性和考核结果的真实性。现实中，如果一些考核指标过度量化、过度追求留痕，它似乎是在告诉基层干部：你们的工作价值不在于群众的真实感受，而在于上级能否看见这些工作。秩序分析更把它看作理性人在特定制度激励下的必然选择：你考核什么，我就生产什么；你考核痕迹，我就生产痕迹；你考核台账，我就生产台账。

　　在秩序意义上，基层考核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好的考核体系应当做到三重秩序自觉，而且不仅是技术上的自觉。

　　第一重自觉，是考核要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社会是治理的根基，基层治理尤其如此。一个村庄的和谐、一个社区的活力、一条街道的烟火气，这些原始秩序中的真实状态，才是基层工作的最终产出。考核体系必须建立群众感知的硬约束，让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安全感成为不可绕过的核心指标，让群众的日常体验进入考核权重。当基层干部意识到“群众不高兴，考核就过不了”时，他们的注意力才会从台账的厚度转向服务温度。

　　第二重自觉，是考核要看结果而不是看过程。数字化考核重在过程，本意是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但在实践中往往走向了反面。各种手机App、打卡系统、数据填报平台，把基层干部捆绑在屏幕上，让他们成了数字佃农。数字化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把数字化等同于过程追踪和管控，把过程追踪和管控等同于工作本身。我们讲市场秩序中的效率原则，考核也应当遵循：以最小化的信息成本获取最大化的真实绩效。比如，一个乡镇的营商环境好不好，不需要看干部填了多少张表，而要看当地企业是来了还是走了、活了还是死了；一个街道的民生工作实不实，不需要看开了多少场会，而要看居民的投诉是多了还是少了、笑脸是多了还是少了。考核要敢于留白，给基层干部留出自主空间；考核要敢于放权，让基层从被数字监控中解放出来，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需要人去做的群众工作中。

　　第三重自觉，是考核要适当的长周期而不是短周期。新官不理旧账、统计造假、形象工程优先，很大程度上都是短周期考核催生的。一棵树苗长成大树需要时间，同样的，一个社区培育出信任网络需要长时间，一种乡风民俗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考核周期过短，等于在制度上鼓励短期行为和透支行为。我建议，对基层的考核应当建立任期考核与离任审计相结合的长周期机制，让干部敢于做功成不必在我的实事，而不是只做任期内看得见的虚事。同时，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那些敢于探索、敢于担责的干部留出制度空间，而且不是名义上的。好的考核不是工作的紧箍咒，而应当是工作的导航仪，它指明方向，但不规定每一步怎么迈。

　　当然，考核的改革不能孤立推进。它与整个政府秩序的运行逻辑密切相关，也受制于国家秩序中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秩序中的资源配置。如果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那么基层考核无论如何改革，都难免沦为新的形式主义。所以，考核改革必须放在整个治理体系变革的大框架中来理解，必须与简政放权、财政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协同推进。

　　基层考核的目的，不是给干部打分排名，而是让治理回归初心：服务人、成就人。基层干部是离群众最近的人，他们的工作状态直接决定了群众对政府的感知。一个被考核压得喘不过气的基层干部，不可能有微笑服务群众的余力；一个被台账淹没的社区工作者，不可能有走街串巷倾听民情的闲暇。考核体系的设计者应当多一点制度谦卑：承认治理的复杂性，承认数字的局限性，承认基层干部作为人而不是工具的主体性。只有当考核真正成为激励善治、识别贤能、保护担当的制度安排时，基层治理才能走出形式主义的泥沼，迎来治理效能和秩序效率的真正提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毛寿龙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20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