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资百万元新建的农村公厕竟成“摆设”，村民无奈只能继续使用旱厕。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山西省稷山县农村新建高标准公厕“建而不用”的怪事。当地不少村民反映，这两年村里新建了公共厕所，看上去干净整洁、设施齐全，但日常并不开放使用，只在村里有活动或领导来视察时才临时开放。

　　根据报道，记者在“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上查询到，“稷山县2023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项目（新建公厕）合同公告”显示，该项目采购人为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合同金额230.28万元，计划新建23座公厕，资金来源为政府资金。

　　投入不菲建成的高标准公厕，为何“铁将军把门”，不让使用？面对质疑，有村委会工作人员解释称，“使用公厕会产生不少费用，又担心村民素质不高带来维护难题，所以村里继续让村民使用老旧旱厕”。还有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记者需要使用厕所，后续的清理打扫工作得自己负责。

　　这番说辞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建设高标准公厕本就是供人使用的，而不是摆在那里，沦为仅供参观的“景观”。巨额财政资金投入，却换来长期闲置的“空壳子”，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更令人忧心的是，在当地一些村子，崭新的高标准公厕和臭气熏天的旱厕距离不到100米，这样强烈的反差恐怕会进一步加剧村民的不满。

　　这其实也暴露出，当地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将农村“厕所革命”视为可量化政绩工程的扭曲政绩观——只是执着于花费巨资追求“从无到有”的速成，却对“从有到优”的维护和管理工作缺乏投入与考量。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公厕建成便意味着任务结束，“万事大吉”。至于后期养护的资金从何而来、日常管理由谁负责、使用效果如何保障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直接锁紧公厕大门自然成了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其中明确提到：“合理规划布局农村公共厕所，落实公共厕所管护责任，强化日常卫生保洁”。随后，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快构建市县责任主体、镇村管护主体、农民受益主体的‘三位一体’农村公共厕所管护责任体系”。稷山县的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此事引发关注后，7月21日，稷山县委宣传部发布情况通报，承认“确实存在此类问题”，承诺将“对全县农村公厕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切实把资金、人员、制度等长效管理机制落实到位，确保农村公用设施正常开放”，同时要求“县纪委监委对相关失职失责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上述通报中，虽有关于“资金、人员、制度等长效管理机制”的表态，但也要清醒意识到，这些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接下来要做的，绝不仅仅是真正打开公厕门这么简单，还要从根源上重塑管理逻辑，消除错误观念。尤其是公厕开放后持续产生的费用从哪里出、维护管理的难题又该如何破解，这些已经摆上台面的现实问题，应当被正视和解决。

　　这些“建而不用”的公厕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在农村地区，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正在沦为应付检查的“道具”，或是闲置积灰的“摆设”，比如图书阅览室、村民活动中心等。类似问题都指向部分基层政府“重建设、轻管理”的思维定式，由此导致基层工作投入与产出、初衷与实效严重割裂。

　　公共设施的建设，必然要投入不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后一旦长期搁置，全部的投入都会自然“蒸发”，政策的善意也会在群众的怨言中逐渐消解。这不仅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某种程度上也在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割裂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纠正“建成就完事”的错误观念，尽快建立可持续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管理维护责任主体，并鼓励村民监督，使其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确保这些设施建得好、用得上、管得久。

　　“小设施”往往承载着“大民生”，也尤其需要“真治理”。公共设施的核心价值在于“用”，只有把“群众是否受益”作为衡量标尺，才能从根本上终结这些“建而不用”的荒诞剧，让每一分公共投入都可感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