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昆明市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盗窃嫌疑人邢鲲在小南门派出所候问室死亡事件进行通报，并现场公布邢鲲自杀时的监控录像。很多网友看完后提出各种质疑，更有网友找出证据称视频是经过剪辑的，涉嫌造假。对于诸多疑点，记者昨日下午联系了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昆明市公安局和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但是每一个部门都表示不清楚情况。(12月20日《现代快报》)

　　迷雾重重的邢鲲自缢案发展到今天，越发扑朔迷离，犹如走进了太虚幻境一般，不但网友一头雾水就连相关部门也是雾里看花。作为一起公众事件，完全超越了这起自缢案件应有的内涵。在相关部门来讲无疑陷进了自证清白的泥淖里难以脱身；作为民众，质疑无解产生的集体焦虑更让公权部门的公信力透支殆尽。其实，现在看来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何以出现如此无法调和的民意与官方的对立，今后还会发生多少次？

　　以网络为突破口表达民意，自然有网络时代的属性。网络民意呈现的“羊群效应”特点对个体网友而言很难做到审慎的理性自觉。不过，纵观邢鲲自缢案整个事件的走向，我个人以为民意第一次相对理性的站在了法律的层面，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主观妄断。期间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对于一种网络表达方式而言从来没有如此成熟过。网友所认为邢鲲自缢的不可能正是一次集体网络民意理性的体现。比如，我们都知道候问室有严格的规定禁止侯问人员携带可能自残和自杀的物品入内；在云南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当局也曾斥巨资对所有相关场所的监控设备进行了完善。关于纸币打开手铐的说法，来自北京警方的表态是“没有遇到过”；来自警用手铐厂业内资深人士的回答是“理论上不可能”。视频里不可能只看到邢鲲的背影；两段视频(指第一次自缢未遂到第二次自缢之间的时间)不可能相差九小时；邢鲲本来瘦小不可能在候问室里的几小时变得这么强壮，民意所认为邢鲲自缢的不可能，正是基于上述来自法律层面的规定和相关人士的说法得出的我以为是相对理性的结论。

　　也正是基于此，包括昆明检方和警方在内对邢鲲自缢死亡的“事实性”认定受到了一边倒的质疑。当然一些小概率事件在生活中出现也不鲜见，比如琥珀的形成，2元钱中福彩头奖。因为警方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邢鲲也有可能携带鞋带、纸币进入候问室；监控设备自身的视野盲区和技术要求，也有可能没有及时捕捉到邢鲲自缢的画面，或者画面中的背影和实际上的邢鲲也有可能存在视觉上的差异；用以自缢的鞋带也有可能果真是“部优、国优”；而生产厂家也有可能生产出一件或者两件像儿童玩具一样不合格的手铐产品；纸币也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打开手铐，不过，依靠这些“也有可能”可以作为认定邢鲲自杀的事实依据么？

　　小概率事件虽然可能会发生，但绝对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互为因果关系的集中体现。警方和检方所有的可能性认定逻辑中所有的“因”只为邢鲲自缢这一个“死”的结果，因此这就很难让人信服。而记者就昆明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视频网友的质疑级进行求证，无论检方还是警方的“不清楚”、“没有通报”的说法都叫人无不感到悲从中来。这种态度成为官方的权力来源无意识的“权盲”状态，让人心寒到了极致。其实，这也更透露了某种信息，假如一个由事实来到事实去的信息发布需要所有相关部门都三缄其口么？

　　网民努力的想知道事实上他们并不期待的真相本来就不是一件多么有幸福感的事情。相关部门的闪烁其词所以叫人觉得悲哀，问题还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当现有的政府诚信发生危机，权力部门不但不去修复，反而再继续透支所剩无几的未来信任。民意与政府行为的断裂不但不会自行愈合甚至可以想见会越来越产生更大的沟渠直到倾尽所能都难以填平。在未来的公众事件中，民意会产生本能的经验式思维定势，自然而然的站在于官方对立的立场上。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政府的信任危机在损害政府形象的同时，归根结底还是会在民众的身上以具体的政府行为来体现，就是说政府只是背负一种形式而承受这一恶果的只有民众。

　　何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邢鲲自缢案真正的意义是敲响了官方与民意亟待修复的警钟。就每一起争议较大，舆论沸反的公众事件而言，官方总是一贯的态度，就此事做一个回应就草草收场，而回应的本身又不完全出于对法制与民意的敬畏，更像是自证清白的“回复秀”，不管民意是否被疏通，总之回应了就算结束了，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应的。

　　因此，回应民意，并不是简单的公开，也不是简单的透明。真相只有一个，无关真相的公开与透明只会更不公开、更不透明。期待尽快进行一项关于对应民意的立法，以立法的形似去修补官方与民意的裂痕，才是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回应门”事件发生了这么多，草草搪塞的有之，朝令夕改的有之，“负隅顽抗”的有之，尽管一些公众事件在舆论跟进下最终我们还是接近了真相，比如“周老虎事件”，但，这种迟来的正义到底是“伤我有多深”呢？（猫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