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中，李光耀是“曼德拉级”的人物。李光耀离世，全球震动。潘基文称李光耀“亚洲的传奇人物”，奥巴马称“历史真正的巨人”、“忠诚的公仆、非凡的领导人”，中国外交部称“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

　　但网上对李光耀说咸的有，说淡的也有：“双面李光耀”、“墙头草国家而已”、“夹缝中生存，不有点眼色怎么行”、“在位50年传位给儿子”等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对一个逝者不公平、不尊敬；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他的做法是为了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

　　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小国，“没有成为国家的要素，缺乏一些基本因素：一个同质的群体，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运”。李光耀根据本国国情，探索了一种新的模式——新加坡模式，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等城市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化国家。

　　英国BBC网站评价称，李光耀统治新加坡50年，他引为治国方针的“亚洲价值”，主要是通过加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控制，以求达到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再用财富改善社会，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在这个模式下，被现代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新加坡得不到发展。所以有一些人批评新加坡“挂民主的牌子，实行独裁的里子”。

　　“我们没有意识形态，”李光耀200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意识形态。“它有效吗？如果它有效，那我们试试。如果效果不错，那我们就继续。如果没效果，那就扔掉它，试下别的东西。”这番话，与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有异典同工之处。

　　“新加坡模式”有时被批评为软独裁，这个模式包括：中央集权、廉洁的政府、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对言论和公众集会的严格限制，以营造一种行事谨慎和自我审查的氛围。在李光耀的眼里，社会的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需要放弃一些自主权来换取家长式的统治。

　　“许多人问，‘为什么你们不开放体制，然后会有两个大党，总有一个政党随时准备掌权呢？’”李光耀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种说法我一刻也不认同。”他说，“我不相信民主是最佳体制，适合每个国家，也不会认为它会普及全世界。如果它最好，为什么西方国家这么迫不及待要强迫别人接受它？如果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么优越，它早就像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因证实比计划经济体制优越而征服了全世界”。

　　李光耀认为中华文明不适合西方这种多党竞争性政治体制。适宜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新加坡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但独立后并没有全盘沿袭宗主国的制度——这和印度完全相反。

　　新加坡的富足和印度的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印度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都是由英美一手设计出来的国家，政客们的承诺永远都是放空炮，倒霉的只有老百姓。印度时速70公里的火车出轨致36死150伤，难道也是民主的胜利？

　　西式民主根植于西方土壤，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民主从来就是把双刃剑，过分追求民主往往会带来国家的动荡与衰败。看看这些年倒在民主路上的许多国家，莫不内乱不止，经济崩溃，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中。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和平、稳定、繁荣，那所谓的民主还有何存在的意义？

　　李光耀成功缔造了不同于西式民主的国家管理典范，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新加坡幸运的是，出了一个李光耀，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富强文明之路。中国幸运的是，出了一个邓小平，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阔步前进。新加坡是引入“选举和反对党”并进行有效地改造，中国则创造出了“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体制。新加坡的成功，给了西式民主一个响亮耳光。（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王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