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提出并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方略问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将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突出战略相持的地位作用，并提出了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为中国抗战勾画出清晰路线图。

　　三是树立了民主的旗帜，在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延安风清气正、充满活力，成为抗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连海外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四是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承担了最困难的战略任务。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长达5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全国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人，并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一些人污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若果真如此，岂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对于那些当年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都高度赞扬。1942年2月24日，斯诺在回答罗斯福时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在他们从1934年到1947年作为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国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2.抗战将士都是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民族的尊重

　　作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为抗战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确定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在长期抗战进程中，中国军队客观形成了正面战场的内线持久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外线速决进攻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特殊战争景观，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亡我中华的战略企图。

　　现在有些人拿国共两党牺牲的将领多少来说事，其实这里有许多不可比性。第一，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的战略资源，具有执政优势；第二，当时国民党军队有180个师的编制，而出于“限共”的考虑，只给了共产党三个师和一个新四军的编制；第三，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阵亡将领是牺牲后追封的，而共产党军队的大部分军官并未受衔。若以共产党团以上干部相当于国民党旅级将军来算，共产党军队牺牲的将领将高于国民党军。有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对日最后决战，中华民族至少有414位将领捐躯，其中共产党武装206位，国民党军189位，民众武装19位。在189位殉国的国民党将领中，时为国民革命军军长、上将或被追晋上将者有12位，共产党军队中正军职以上干部（包括东北抗联）牺牲者18位。在抗战中，首位殉国者为十九路军少将滕久岳，最后一位殉国者为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

　　在“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的危难关头，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存亡绝续的艰难选择，庆幸国共两党选择了共御外侮的正确道路，此乃中华民族之幸，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将士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都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抗日战争不应该是哪一党哪一派的胜利，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也抹杀不了的历史结论。在国际上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气氛愈加浓郁之际，仍有一些噪音杂音阴魂不散，一部分日本右翼分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淡化、矮化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决定性制胜作用，全世界中华儿女应该联起手来，捍卫先辈们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果实，牢记历史，共御外侮，抵御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公理正义。

      （罗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