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这一概念于1997年首次提出，指“完全依靠互联网赚取收入，借此打破工作本身与工作地点、时间的强关系，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数据显示，青年是全球数字游民的主力军。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其中“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占37%，“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占21%。当代青年为何选择踏上数字游牧之路，他们如何因应种种困难挑战又将去向何地？这自然也需要哲学思维去了解青年、分析青年、指导青年。 

　　数字游民是青年斗争哲学的彰显，旨在承扬自身的主体意识。冯定先生曾言：“人的实践首先就是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而“人生就是斗争”。在青年数字游民眼里，日复一日地屈居一方远不如仗剑走进广阔的天地之中，随叫随到如机器般僵化运转远不如挣脱束缚如脱缰野马般自由驰骋，忐忑被动接受职场压力更远不如自在自洽自寻欢愉。反思固化生活，积极追求自由，数字游民一族在自身实践中发现矛盾并打破惯例解决矛盾，他们试图逃避“内卷”但不“躺平”，开辟了实现自我和解的新方式。在新的自我斗争中，数字游民的愿景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数字游民一族更期待自己掌握人生的主导权，拥有自主选择和掌握时间与工作的权利，他们期待着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内卷”生活中寻得自我释放，希望尽快地“逃离企业世界，探索内心世界”，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世界中处理简单的人际关系，与自然相处，与万物为伴，远离精神内耗，在平静和微波的旅居生活中求得心灵的安稳，在工作与休闲的平衡中努力实现自我丰富、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展。 

　　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亟待构建稳定的社会与情感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孤独感是现代都市人的基本症候，而数字游民在这场“游牧”中进一步减弱了与其家庭、工作、城市等社群的既有联系，不得不独自面对旅居中的各种风险挑战，原本都市生活的孤独感逐渐演变为一种漂泊感，对未来生活规划的担忧更时常让他们陷入无法肆意洒脱的拘束感中。冯定先生曾言：“社会正是由个人集合起来的。人类既然合群而居，所以人和人中间，就不能不发生关系。”数字游民的人际互动模式更像是一种“即插即用”的“U盘式情感联结”，他们在构建人际关系中呈现“事缘型”交往特点，以一个活动的开展为核心，开展时进行群体联接，结束后便很难有继续的深入交往活动，“接入——拔去——再接入”的短暂且浅层次的情感联接无法满足数字游民深层次的情感需求，让部分数字游民时常在迁移过程中陷入社会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以及情感的“停滞”状态，孤独感、盲目感、焦虑感等不良情绪扑面而来。在此情形下，部分数字游民偏离了其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难以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我实现。 

　　数字游民离不开思想与实践的“正反合”，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复归。冯定先生曾言：“真实的思想，也必须经历正反合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脑子因工作的结果而产生了一种思想，此时是空洞的轮廓；第二阶段是实行，此时必有许多同思想好像相反的困难；第三阶段便是克服困难后的成果，思想由空洞的变成具体的。数字游民的选择是在无常和漂泊之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离开了传统的办公桌，背离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数字游民们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面对跨国流动、时区错乱、信息过载、孤独焦虑、身份认同等各项困难，要尝试与充斥了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的外部世界和平共处，在与无常和漂泊作斗争的内心深处不断追寻自我，寻找存在的价值。如何在无常的流动变化中习得接纳的艺术，又如何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安静与坚定，这都是数字游民需要因应的问题。从全球数字游民的实践看，有些人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新的回答方式，他们选择减慢旅行节奏、降低旅行频次，他们更愿意在一个地方旅居很长时间，投入更多时间了解当地文化，建立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连结，这便是“数字漫游民”。中国的部分青年数字游民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他们从“游民”变为“乡民”，在主体、关系与技术等多个维度嵌入乡村，形成“走进乡村—融入乡村—建设乡村”的渐进式过程。数字游民的此类实践也向我们印证了冯定先生的那句话：“其实个人的思想是离不开社会的范围和不同阶级的不同类型的，而自由是有限度的”。数字游民为了逃离“机械化”与“往复式”的都市生活，避免“内卷”与“异化”的风险，进而选择了一种几近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但此种生活方式的“弱关系”注定无法取代个体对于“强关系”的追求，也无法改变“人类是社会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客观规律。数字游民将在思想与实践的“正反合”中，逐步融入一个自己心向往之的区域社会，让游牧节奏“慢”下来，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复归。 

　　那么，对于仍处于都市稳定生活中的青年，数字游民的实践又有何启发呢？冯定先生曾打趣般地谈论过自由职业：“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看来也不坏吧。然后这也谈何容易”。数字游民的实践也印证了这句话，数字游民生活方式是需要以一定技术能力、社会心态为基础的。对于仍处于都市稳定生活中的青年来说，如何发掘人生的趣味与价值，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课题。“稳定”带给人舒适感与归属感，但也可能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失去对生命本质的感知。在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中重新审视生活的“平凡”与“重复”，寻找细节琐事中的深刻意义；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仍珍视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发现生活深度中蕴含的现实光辉；在与周围环境、他人、社会的深刻联系中理解“家”和“世界”的关系，体验互动中产生的更深层次存在；在固定生活中履行他人和社会结构所赋予的社会角色与责任，感悟内心的自我成长与平和。以上种种均是发掘平凡生活中人生趣味与价值的可行路径，它让我们在日常的琐事中寻找到存在的意义，从看似单调的日常中发现生命的光彩，通过审视、感知与世界的深度互动，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平凡的意义。 

　　正如冯定先生所言：“工作的意义就是实践”“人生最有意义的行动就是改造实践”。青年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投射，是社会转型的灵敏探针，也是社会上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数字游民是青年与数字时代同向同行的产物，也是青年承扬主体意识的能动实践。当数字游民从“游走”变为“入乡”，从“原子化”走向“社区化”时，青年的主体意识也从“空洞”变为“具体”，从“逃离都市”走向“理性复归”。【曹一迪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子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