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监督当为社会抚养费解谜

　　9月2日，国家审计署官网发文称，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度不够，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以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今年7月，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份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预算信息；9月1日，全国14位女律师联名向国家审计署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审计情况信息。律师代表黄溢智说，她们尚未接到审计署的直接回应。（9月4日《新京报》）

　　社会抚养费花哪儿了，审计署也是一问三不知。恰如公众所言，这笔钱，不折不扣成了糊涂账。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每年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即便不是天文数字，也足以“惊呆”很多人。根据此前的报道，浙江律师吴有水在提出公开相关数字的申请之后，已经收到了17个省（市、区）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总计超165亿元，其他14个省份或不予回复、或回复不能公开。有人推算，全国总量每年可能接近300亿元。正如论者所言，“300亿是什么概念？这几乎相当于石家庄、长春、济南等省会城市一年的地税收入”。

　　鉴于众目睽睽下的红会等慈善组织在机制不清、监管不明的时候，也会产生诸多账务上的悬疑，那么，“关注度不够”的巨额社会抚养费，当然更应该问问其使用、预算管理等情况。十数位女律师的公开申请，意在两个层面：一是比较全国社会抚养费2010、2011、2012连续三年来征收的变化情况，二是与之前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的相关信息公开进行比对。而从公众视角来说，舆论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无非在于程序正义和目的正义两个方面。

　　从程序正义来说，中国《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整11年，各地俨然将之操作成了“超生罚款”，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弹性。譬如2012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88元，如果超生一个，就要按这个数字的三倍征收，夫妻二人要征收超过24万元。北京的倍数显得更高，分别按3到10倍和6到20倍计算。也就是说，前述在上海最高6倍，达到48万元的征收额度，在北京则最高可达80多万元。根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还可按实际收入的倍数来收。比如当事人月薪1万，如果根据20倍来征收，可以征收240万，对配偶的另一方，还要按同样的规定再征收。如此几乎不设限的惩罚性征收规则，令实际征收工作语出多门而杂乱无序。

　　从目的正义说，刚实施计划生育的1980年将这项收费叫超生罚款、1994年后叫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起改名叫社会抚养费——虽然称呼不同，但依然改变不了对公民个人财产征收的本质。顾名思义，社会抚养费，应该是弥补社会资源消耗与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理论上说，如果这笔钱不能尽收尽支，“抚养”责任就要出问题。但既然制度设计刻意规避了“罚款”的嫌疑，假定多生的孩子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为国家省下的“抚养成本”，是不是应该对等奖励？中国社科院《2013年法治蓝皮书》甚至建议，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更重要的是，实践证明，基层部门坐支、截留、挪用社会抚养费等问题并不鲜见，如果审计等监督力量不能到位，社会抚养费会自动清白起来吗？

　　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钱用在了哪里——动辄数百亿的公共征收项目，如果连专业审计都不能到位，谁能说清楚这个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