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近日透露，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去世人数已高达12.6％，我国正面临着非遗传承人后继无人的问题。他认为，为防止“人走技失”的情况，应尽快组织力量用口述历史、原生态记录、制作全程影像的方式，进一步加大非遗传承人保护力度，促进职业传承。（3月8日《北京青年报》）

　　去年暑假，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正国教授组织的调研团队，对山东、湖北地区的非遗传承人生存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也发现了“非遗后继无人”的尴尬现实。这边厢，一些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却难以过上有品质的生活；那边厢，不少非遗项目缺乏学徒，即使是非遗传承人的子女，也不愿意子承父业。

　　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非遗项目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文化传承。并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在投入多、收益少的格局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子女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进行非遗项目的文化传承。坚硬的现实让人痛心，却又无可奈何。

　　伴随着社会变迁，不同种类的非遗项目在生存生态上存在鲜明的反差。少数非遗项目在市场经济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但对于大多数非遗项目来说，处境却很艰难——在全球化趋势加强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当下，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不论是公共财政的制度护佑力度不够，还是非遗传承人的社会认同不高，抑或职业传承的公众参与热情不高，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上存在着“软肋”，才会导致“非遗后继无人”。只有提升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让非遗传承人生活得更加体面、更有尊严，才会激励更多年轻人投入到非遗传承中来。

　　破解“非遗后继无人”的发展困境，需要增加一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一方面，公共部门、研究机构、公益组织要对非遗项目进行及时、有效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保留下珍贵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提升　“输血”的基础上增加非遗项目的“造血”功能，寻找文化传承与市场寻求最大的“价值公约数”。

　　让非遗后继有人，既需要外部的社会支持，也离不开内部的“自我救赎”。完善传承人认定机制也好，探索团体传承机制也罢，让非遗传承更加人性化、更具有操作性，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起来，让非遗传承人的钱袋和脑袋都丰盈起来，非遗项目才会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