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2016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并通过停车综合治理等措施，缓解首都拥堵。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说，未来北京将实施更加严格的需求管理，调节机动车保有和使用。（12月4日《羊城晚报》）

　　这些年，在每个城市堵得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拥堵费”就成了撂狠话的那根救命稻草。限牌也限了，限行也限了，公交轨迹延伸了，绿色出行上墙了……奈何堵起车来，还是一眼望不到头。

　　有网友在段子里调侃，“能用一句话描述在北京堵车的感受吗？”“少小离家老大回！”这话虽过于夸张，却也幽默地表达了北京堵车的无奈与茫然。数月前，百度公司发布了一份全国50城市上班距离及时间排行榜。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上班距离和用时都进了全国前十。北京平均通勤时间最长52分钟，比全国平均值多了近半小时，通勤距离有19.2公里，也是最长的。

　　对于公共决策来说，终有一天，不在堵车中灭亡，就在堵车中爆发。其实，自2010年北京市宣布出台28条措施缓解交通拥堵时，拥堵收费就逐渐进入了讨论。2013年，拥堵费问题再度引发争论，当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措施》，明确要求交通委和环保局牵头规划低排放区，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城市堵到无路可退，雾霾重得不能呼吸——征收拥堵费，也是无可置喙。再说，新加坡伦敦也好，东京米兰也罢，这种市场化调节方式确实也成了拥堵问题的解颐之计。

　　以上道理，都不新鲜。换句话说，拥堵费从来就没人说不能收、不可收，关键是什么时候后，以怎样的程序来收，收了之后须到达怎样的效果。这些问题，其实都指向拥堵费征收的程序正义。一方面，看到拥堵费就骂“懒政”，这种标签思维显然缺乏理性。收钱虽然要肉疼，但不代表但凡收费的就要吐口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只要皇粮国税就能维持正常行政运行。另一方面，民众有误解、有担心，这是很正常的。有权不可任性，有疑就要回应。比如有关征收的时间节点、征收的地域范围、收费标准及效能监督，这些核心问题，都跟“钱”息息相关。

　　话说回来，拥堵费折腾这么多年，迟迟未能如约开征，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制度设计或民间舆论，都认可这样一个共识：在治理拥堵问题上，收费已是最后的底牌。换言之，不到万不得已，不以牺牲民众路权的姿态，平衡出行效率与环境生态。这是公共治理的善治考量，亦是新政顺利推进的基础。接下来两个问题，是最需要直面的：一是除了收费，其他功课真的都做好了吗？比如有数据说，今年以来，全国共查获路怒引发的交通违法行为1733万起，同比上升2.8％。小小开车习惯与品性，就能如此大概率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秩序，那么，秩序疏导、规则构建，真的做到位了吗？二是这个收费的主意，真的好好征求民众的意见了吗？既然收费涉及千家万户，就要开门纳谏，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忤逆民意。审慎稳妥，把账算算清楚，掏钱的也才能更服气，收费的也才能更顺利。

　　一句话，交通拥堵费，就算非要“收了”，也请认真“收好”！（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