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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答案，说起来其实挺心酸的。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心得、五花八门的比赛或活动、各式各样的评比或检查……眼下，在一些地方一拨拨袭来的非教学任务让不少教师身累、心更累，以至于有教师感慨，“都快没时间教书了。”

　　这话的背后，警醒着一种迁延已久的病症：非教学任务过重，案牍劳形过沉。

　　教师的此番由来已久的忙，说白了，不过是形式主义乱折腾。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教育部将专门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2019年要把为教师“减负”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中小学生要减负，基层教师也要减负。

　　有些负担，在教学任务之外，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且“人神共愤”的地步。不妨以案说法吧：来自广东省雷州市某乡村小学的85后教师柯宁统计了一下上学期上交的工作文档，达320多项内容。其中，包括禁毒知识竞赛、“扫黑除恶”线索摸排、各种投票任务、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网络学习培训和考试、安全生产情况汇报、非法集资线索汇报、周边环境安全调查和巡查、交通安全宣传、防台风宣传等。如果光看这几百页的材料，外人怕是要以为这是街道干部的“责任田”，也难怪一线教师被戏称为“表叔”“表哥”。公共治理随意往基层教师工作任务中甩活儿，这种司空见惯的做派，由来已久而难以禁绝。

　　严格来说，这不是难以禁绝，这是压根儿就没想禁绝。

　　这背后有两重基本的逻辑：一是误以为基层教师都很清闲。殊不知今日的老师，远不如历史上的教师自由洒脱，“公开课”“推门课”“优质课”“交流课”“家长开放课”“网上研讨课”，光是这些听课、磨课与研课活动，就能让人累得够呛，更不要说还兼任班主任工作的；二是什么部门都可以往校园里扔任务。一些地方财政可以肆意克扣薪资，一些地方部门可以任性摊派工作——拆迁谈不下来的，找老师；社会治理有麻烦的，请老师；检查评比争面子的，逼老师。分数是要排名的，任务是要压迫的，材料越多的学校，似乎越能在资源配置上享有VIP的待遇。正因如此，不写材料的校领导们往往是愉快悦纳又乐此不疲，只是苦了申诉无门的基层教师疲于奔命。

　　乱象背后，规矩不彰。教师负担之重，说到底，是因为责权利关系的错位与悖谬。

　　一是学校凭什么对各种任务“来者不拒”？学校管理层脱离教学岗位或享有豁免权，这是基础教师几近“过劳”的直接原因。任务布置下去，反正累死累活是一线教师。想请问的是，比如“320多项内容”的文字材料，校长先生们也是如此这般去完工的吗？二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师责任有着“无限”界定？想一出是一出，想干嘛就发文，什么是职业范围内的、什么是义务范畴外的，教师一年的教学任务和非教学任务定量多少，完全没个数，一点都没谱——结果呢，各地冷热不均，基层教师负担呈现出分裂严重的状况。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教师负担的“国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教师职业专业化的题中之意，必须——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假如我们的基层教师都陷入此番疲惫不堪的非教学任务，那又从何谈起去培养未来的真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往大了说，此等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的！

　　《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基层教师是国之大计的主力军，总不能让他们累倒在非教学任务的奇葩要求里、而不是兢兢业业在立德树人的征程之上。基层教师没法坐在材料堆上哭诉维权，但不代表他们的委屈上不了“热搜榜”。既然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大概千千万万中国基层人民教师也想问一句：减负的顺风车，能捎上被各种任务折腾得敢怒不敢言的基层教师吗？（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