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王悦微在批作业

　　一个叫王悦微的宁波老师火了，火在班上出了个“巧克力事件”。

　　2017年11月14日，一学生带巧克力来学校，被同学举报。身为班主任的王悦微发现，举报者原来是勒索巧克力未遂。“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她对那个被没收了巧克力的倒霉蛋说，转头又批评举报者：“你以告老师来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处理结果是，她让“倒霉蛋”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巧克力。

　　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教育随笔，却引发了全民关于基础教育的讨论。这显然不是只是“告密者”的故事。

　　网友留言的画风基本是这样的：“初中班主任想尽办法要我们互相告发。”“我们那个时候遇到这么明事理的老师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鼓励告密在小学老师中绝非个例，谢谢你跟他们不一样”……这故事简直要让人大笑三声。大快人心事，大概就是那些爱打小报告的“跟屁虫”，这回终于败走麦城，丢了巧克力还丢了面子。

　　王老师的这个做法之所以让很多人点赞，是因为她坚持了底线的是非观：无视规则是不对，“敲诈勒索式举报”同样不该获益。一个正态的社会，秩序不是靠“告密者”维系起来的。遗憾的是，道理人人都懂，但作为管理者的“班主任”，可能很多时候选择了宽纵“告密者”来获得稳态的秩序。简言之，王老师的价值判断是有成本的——她在坚守基本是非观的同时，也必然打击了“告密者”，从而丧失了获得班级信息的某些通道。而更多小学老师可能因为“管理效率”的需要，而选择容忍并激赏告密者，虽骄纵了精致利己主义之风，却掌控了最大化的信息资源。

　　举报者和告密者，这是两个边界有别的概念。前者是自我维权或者保护公益的行为选择，而后者则是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缺德行径。中世纪教会独裁时代，异端裁判所是告密者手里的王牌。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营造的恐怖寓言，大概就是这种告密社群的微妙镜像。当然，孩子的世界里，只是巧克力之争。但这样的行为在小的时候不加以及时纠正和教育，是非观的错乱延续到成人世界，可能会演变为更恶劣的手法。今年年初，“塑料紫菜”的谣言风生水起。11月30日，福建晋江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塑料紫菜”网络造谣事件被告人王某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弄个子虚乌有的视频，就想勒索企业十万元。可仔细想想，如果幼儿园或中小学就经历过“告密者”的挫折，成年后何至于迈出这荒唐滑稽的一步？

　　一个班级，不能是“告密者”丛生的班级；一个社会，不能是道路以目的社会。

　　对于学前教育或基础教育来说，教会孩子基本的是非观，可能比通识更要紧、要迫切。多少年来，教育界流传着一个共识的说法：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不好是“次品”，身体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就是“危险品”。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所在，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求。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最底线的答案，恐怕就是一个具有基本是非观的社会人。

　　古往今来，一切罪恶和悲剧，几乎都可溯源至“三观不正”。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个丰盈而多元的意识体系。对于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来说，不可能在三观教育中一蹴而就；但是，在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关注孩子的是非观，进而让其成为“大写的人”，这恐怕是学风与家风的双重责任。王老师成了“网红”，说白了，大概在我们的经验主义童年中，太多的班主任选择了站在告密者一方；而我们对王老师的点赞与追捧，恰恰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是非观对基础教育的吁求与矫正。

　　中国人有句老话，“大事不迷，小事不拘”。只是，教育无小事。再小的故事，恐怕都该有鲜明的底线。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未来怎样，就必须教会他们应该怎样。一句话，是非观是基础教育之“底”，它关乎未来社会的风习与质地。（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