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润滑剂和黏合剂，有助于将人们打造成为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缺失，让人们习惯了猜忌和怀疑－－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揣测”，让人们用一种保护性排斥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即使是面对一件美好的事情，人们也会本能地去质疑背后有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正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信任是说服力的核心。在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里，信任只限于血亲之中；在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里，信任会超越血缘关系。当前的社会信任困境，主要表现为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老百姓依然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邻居，最不信任的就是网友和陌生人。

　　信任困境不仅会加剧人们社会互动的成本，也会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失信行为最可怕的后果就是让失信者受益，让守信者利益受损，从而降低人们对诚信的尊重和认同，让“老实人”伤心痛心甚至寒心。因此，要有效地治理失信行为，必须找准“病根”，寻找失信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

　　美国社会学家沃斯认为，人口数量大、密度高、社会异质性强、流动频繁，导致隐名匿姓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虽然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却给社会信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熟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警察”，口碑就是不成文字的信用记录；而在陌生人社会，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让失信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规训和惩罚，从而进一步加剧失信行为的泛滥。

　　在日常生活中，对规范的知晓并不等于对规范的实施，规范既可能被执行，也可能被违反和破坏。人们失信就会受到惩罚并被认定为失范者，这样的后果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问责。只有操作系统越强大，规范才能实施得越彻底，规范发挥的功能就越强大，失信者才可能遵守规范，主动履行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当下，“老赖”无法购买机票、禁坐一等以上动车等举措，就是为了塑造一种“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的社会氛围。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可生产性和可积累性。不论是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还是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抑或加强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治理失信行为、重建社会信任，不仅需要制度，也需要技术，还离不开文化支撑。

　　诚信建设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老百姓固然要理解其中的复杂和艰辛，公共部门也要增强一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更进一步说，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社会信任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也是社会信任的受益者；社会信任建设既需要制度的顶层设计，也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与。（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