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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酒席礼金“绑架”了熟人社会的人情

发稿时间:2017-03-29 13:14:00 来源: 中国青年网

  20世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的著作中提出“熟人社会”一词,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在更注重亲情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更加盛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但在名目繁多的婚丧事活动中花费也在逐年攀高。

  酒席泛滥成灾。办酒席的理由不断推陈出新,除传统的婚丧嫁娶之外,还有订婚酒、升学酒、建房酒、入宅酒、参军酒、开业酒、升迁酒、谢师酒、买车酒、探亲酒、迁坟立碑酒、小孩(满月酒、百日酒、周岁酒)、生日酒(18岁酒、36岁酒、49岁酒、60岁酒、80岁酒、80岁以后年年办酒)……,甚至母猪下崽都大摆筵席,关于奇葩酒席的新闻,也在农村和网络上广为流传。在攀比风和人情债的驱使下,再加之很多人担心自己以往送出的礼金无法回收,于是寻找各种理由办酒,使得摆酒之风愈演愈烈,大有酒席成灾的趋势。

  随礼负担沉重。伴随着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礼金也随之水涨船高,从过去的5元、10元,发展到后来的50元、100元,再到今天的数百上千,甚至上万,点钞机出现在乡村的酒席现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打工一年好几万,回家吃酒荷包干”,这也是对滥办酒席导致沉重经济负担的真实写照。随礼负担已经成为农村群众的隐性负担,甚至成为部分脱贫群众返贫的一大诱因。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乡里乡亲大家都沾亲带故,很多村民也知道滥办酒席不好,也难堪随礼重负,但单凭个人没有能力独自去改变整体的风俗和传统,只能由着酒席礼金愈发严重的“绑架”着熟人社会的人情。欲改变这种局面,可通过宣传教育、行政指导和群众自治等方式实现。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广播、移动媒体、远程教育、村民学校、文化广场、文艺汇演、集会庙会等途径,大力宣传推动广大干部群众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遏制陈规陋习,消除群众的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引导建立勤俭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理性行政指导。各级政府要理性行政指导,合法整治陋习,制度规范必须纳入合法性框架下仔细考量,不得与法律法规相违背,避免不顾公权戒律越界强制干预。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关要求,动员全民参与做客事简办的推动者,尤其是公职人员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婚丧喜庆报告和公示制度等,做到事前报告、事后备案,杜绝隐性腐败、借机敛财。

  三是发扬村民自治。民间办酒席关联到礼尚往来的习俗与传统,从一定程度上讲,其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大可通过自治这一途径解决。而村委会、居委会、民间理事会等组织正好具备这样的能力,通过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居规民约、理事会制度等来合理设定酒席操办名目、标准、规模,简化程序,新事新办。积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宣传典型案例,推广成功经验,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雪菲)

责任编辑: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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