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治村“能人”纯粹的守护农村

　　为加强社会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国家重心不断下放，将重点放在基层，放在农村，农村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因此，什么治理模式、什么人来治理农村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农村和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劳动致富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已在传统体制下养成了一套特有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他们只要在干部指挥下统一劳作，无需过多地“关心”和“思考”。今天，初次获得一定自主权和独立利益，初次面对市场、接触商品经济和二、三产业，以及经营管理等新的经济领域和一系列问题，缺乏必需的知识和能力。他们迫切地期望那些在闯荡商品市场经济江湖中崛起的经济能人，能够领导他们走出黄土地，进入市场，奔向小康和富裕。这种社会期待悄声无息地改变了农村公共权力的社会基础，那种只会机械地传达上级指令的干部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而信息灵、技术精、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能人则借机崛起，并以超凡魅力迅速积累起治理资源，成为农村基层政治社会中的核心人物，形成能人型村治模式。

　　这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能人崛起，并在农村政治运作中居绝对支配地位，“能人”的“能”在当前这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下，主要是以能否致富体现出来的，把治村要求的综合能力片面化了致富能力，于是“富人”等同于了“能人”，可是我们都能够清楚的分辨出富人中有能人，但是能人不能等同于富人。能人治村是正确的，富人治村却存在问题。该发展模式的界限就在于必须是能人，即使是富人也必须是能人。为了不混淆，这里的能人是真正能够纯粹治理农村的人才，即道德修养高、立场足够坚定、目光足够长远、能力足够扎实的真正心系农村发展、村民生活进步的农村干部。

　　在特殊社会环境中崛起的能人型村治模式，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对于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独特意义。但它并非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模式。根据依法治国的总体原则，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也将逐步走向依法治理，即建立法治型村治模式。所以，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应充分肯定能人型村治模式的特殊作用和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冷静地正视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能人型村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最终实现向法治型村治模式的创造性转换。保证能够真正让能人出现，不断涌现出新的能人，当然一个人可能在一时是能人，但时过境迁，其能力可能要退化，要让更有能力的人接替，也就是需要有一个当官者能上能下的机制。

　　农村的治理实际上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其重要意义在于夯实党和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动员的基础，提高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真正在农村纯粹“能人”的带领下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响应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段小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