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后，作为学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文献，试图了解美国的供给经济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并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性的经验。下面我分享下我的学习体会。

　　首先看美国的供给经济学出现的背景。两个大的背景：一是滞涨。美国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滞涨问题对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二是减税。上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国会议员试图推动大规模减税行动，但减税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跟治理通胀的目标相矛盾，而且还会加剧财政赤字问题。因而减税提案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可以用上图简要说明。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相交于低产出和高价格的位置，说明经济存在滞胀问题。此时刺激总需求，即向右移动总需求曲线，可以缓解失业率上升的问题，但会让通胀变得更严重；但如果紧缩需求，即向左移动总需求曲线，可以把通胀率降下来，但会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显然，在滞涨背景下，凯恩斯总需求管理办法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于是，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新理论，供给经济学是其中之一。

　　供给经济学的办法直觉很清晰：我不移动总需求曲线，而是想办法让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这样，价格降下来了，产出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同时得到解决。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问题是你怎么才能让总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呢？供给经济学他们提出的办法是减税，再加上各种去管制的政策。

　　减税和去管制等政策主张，其实在供给经济学出现之前，美国不少学院派经济学家就在呼吁了。不过，学院派经济学家主要强调它们在改善微观效率方面的作用，对其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能力持谨慎乃至怀疑态度。大谈减税和去管制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含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时《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巴特莱及其助手万尼兹基等媒体人士。他们认为：减税等政策，可以激发劳动积极性，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快速地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即总供给曲线会迅速地往右移动。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滞涨问题，而且随着产出的增加，税基扩大了，税收反而会增加，有助于实现预算平衡。

　　供给经济学的这套理论，对那些在国会辩论处于不利地位的减税主张者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们采用这套理论后，很快就在国会辩论中占据了上风，媒体人士再大加宣传，供给经济学就红遍了当时的美国。里根在竞选总统时也吸收了这些供给经济学观点，同样大获成功。里根上台后迅速推动国会批准减税法案，供给经济学的声势达到了顶峰。

　　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大量证据表明，至少在里根任内，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家庭和企业的储蓄动机并没有明显变化，这意味着供给经济学预言的微观效率改善并没有立刻发生，迅速让总供给曲线右移从而解决滞涨问题成为一句空话。

　　事实上，美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得益于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采用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里根任内，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也大幅膨胀，占GDP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美国一举沦为全球最大债务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根任内的经济增长是复苏性质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其催化剂。1981年的诺奖得主托宾曾嘲讽道，里根的经济学不过就是一帮打着反凯恩斯旗号的医生开出的一堆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补药，却非要伪装成供给经济学的狗皮膏药。

　　里根采纳的减税和去管制等改革举措，从长远看有利于美国经济，这点并无明显争议。但供给经济学主张者大力宣传这些举措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能力，这是其遭受失败的根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下行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性的，即潜在增长速度在下滑，这是个中长期的趋势问题，我们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去应对；另一个是周期性的，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它导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速。应对周期性问题，基本的思路是稳定和扩大总需求。供给侧改革主要作用是提升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利在长远经济发展，我们当然应坚定不移地予以推进，但对其创造内需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能力则不宜期望过高。我想，这是我们研究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经济学实验得到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教授　徐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