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后，国内对“一带一路”理解和认识趋于一致。但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反应来看，有两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释。第一，相当多的国家还不太清楚“一带一路”。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美国二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国际版的“大跃进”。第二，不清楚各个国家怎么样才能从“一带一路”当中获益。沿线国家的国情差异非常大，大部分国家发展程度比中国低，少部分国家发展程度较高。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合作计划可以满足如此多样的需求，“一带一路”文件也并没有具体列出来哪个国家获得到哪些利益。

　　解答沿线国的这类疑惑，增强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需要从全球发展视角去审视“一带一路”的内涵。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非常熟悉美国的发展模式，将美国模式及其缔造的世界作为一个参考点，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性。

　　中国和美国在两个基本项上存在差异，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可推导出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第一，美国不仅是一个霸权国家，而且也是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第二，从19世纪后期崛起为霸主开始，美国本土很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但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中国不太一样。第一，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GDP全球排名在80位左右；第二，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由此造成中国将重心放在发展，而不是争夺权力上，并且在审视世界大势时，分外注重内外环境的互动性。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来说，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生活在美国所缔造的局部世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但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远非完美。与当年英国作为霸主时的世界相比，有一个方面美国做的并不比英国更好。工业革命二百年来，跨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换句话说，贫富差距作为一个全球现象，而今越演越烈，这似乎是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贫富分化再度占据欧美社会的主流舆论。这当然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当前的全球治理，没有很好地反映全球80％的人口的发展需求。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才能够让多数人也能过上美好生活呢？西方社会似乎还不具有足够的治理能力解决这个难题。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执政根本。要知道，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发展好了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不是美国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应当为世界提供一个足够多样性的发展方案。

　　把中国和美国以及与美国缔造的世界做一个简单比较就能发现，“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塑造外部环境的战略选择。与当年实施“马歇尔计划”时的美国不同，中国一国还无力单独提供那么多的资金，人均收入水平与现在的美国相比差距也非常大，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并无能力完全复制美国当年的战略。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制美国的战略。当年的美国是单方面给盟友提供国内市场，而IMF和世界银行等美国主导的机构在融资方面有复杂的标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是要提升中国的国内市场，比如扩大进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新市场。中国主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没有在提供融资时要求苛刻的民主、人权等标准，而是尊重发展的本地需求。

　　重视内外环境的互动性，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宝贵经验。美国在这方面相对不足，作为霸主，美国的眼睛看着外面，而中国是在不断地同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战略里面比较基本的东西，跟美国不同。

　　中国“一带一路”能够给世界贡献什么？习近平主席3月份在亚洲博鳌论坛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一带一路”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战略手段。这里既有美国经验的影子，如美国权势的基本来源之一是它的国内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也基本可以算作美国权力的支柱，但也有所不同，比如美国没有办法做到5亿人次的出境游。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要实现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基本转变。从国内来看，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调整，中国的资本和人流大量进入到国际市场上，要适应国际规则，以此带动市场化。第二，从失衡到再平衡。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地步，国内不同省份和阶层的需求差异越来越大，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上尽可能平衡，实现相对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影响来看，也是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从一个被国际社会指责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让别人免费搭车的对象国，我们在这方面的姿态越来越主动。第二，中国从价格、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制定者。（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