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厌倦阅读那些人，他们总是站到一列，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毋宁说，我更愿意阅读敌人，因为敌人会穿透那些思想的防线。
——以赛亚·伯林
张刚强同志的新书《通往平等之路——马克思主义制度构建诸理论》，是他近年学术研究思考的最新公开成果，也是刚强同志思想的璞玉。
这本书从按劳分配出发，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剖析中挖掘马克思的道德观，并以此为基础对自由主义进行全面批判，进而构建通往经济平等之路。本书创新最大的亮点，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构建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角度。二是基于对自由主义的深刻理解，用马克思主义全面分析、批驳自由主义广为传播的热点议题，从而积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但在我看来，刚强同志关于渐进社会主义的论述，脱离了生产关系抽象地谈论分配方式，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提出劳动“异化”问题时，他还站在康德人文主义的立场，批判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造成劳动者与其劳动目的、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三方面的分离而形成的“异化”，那么到了1867年《资本论》出版时，他已经放弃这种相对较浅的道德批判，而用唯物史观来剖析资本主义，“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中用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基石，刚强深刻领会到这一点，进而大胆进行分析和质疑，这是抓住了要害。但从逻辑而言，一种学说的某种假定要靠一定的道德假设，同这种学说本身是一定的道德假设推论出来的命题，显然是不同的。那么，劳动价值论究竟是不是马克思道德观推论出来的命题？
首先，从马克思价值学说形成的过程而言，劳动价值论与道德观没有因果关系。在《哲学的贫困》讨论价值学说时，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和蒲鲁东都犯了“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错误，进而提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价值是历史现象，它以交换和分工为前提，交换和分工也有自己的历史；二是价值是特定社会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市场上作为“个人交换”客体的商品所体现的关系，实质上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的关系的表现。《资本论》是马克思检验唯物史观的理论成果，在1868年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这里，充分表明马克思把劳动价值学说及价值规律看做是解释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自然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现形式，而不是作为道德观的产物。其次，劳动价值论本身逻辑是自洽的。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马克思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揭示商品内在矛盾体现在使用价值（个性）和价值（共性），而这个矛盾进而“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财富（使用价值或效用）交换其实只是现象，而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一般劳动交换。至于拿商品社会的非劳动产品的商品化来质疑劳动价值学说，这是站不住脚的。一则，这把商品社会的存在现象看成永恒，而自然资源商品化其实是个历史范畴，而不是长期存在的；二则，名誉和良心这类非商品在商品社会也能交换也有价格，难道这也是道德伦理创造财富的效用导致的？再次，效用价值论的逻辑很难自洽。一则商品的效用是不能直接测度的量，二则正如李嘉图指出的，效用决定价值是从买者角度而言，供给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与买者的主观效用无关，效用决定不了长期均衡价格。最后，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发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缺乏了解。在马克思那里，机器排斥工人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而高技术构成企业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机器“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在部门间竞争导致利润平均化，从而分割到的劳动密集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总而言之，劳动价值论是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提出的学说，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学说也与道德观无因果关系。同时，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马克思把劳动力成为商品看作历史进程。至于劳动力应不应该成为商品，马克思没有提及，而是在劳动价值学说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规律，并用剩余价值规律分析资本积累、流通周转、社会总资本生产流通，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这个全面分析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趋势，进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基础。综上，那种认为马克思人文主义道德观是其理论基础的观点我是存疑的。
但刚强同志的这种理论创新，对自由主义而言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刚强用道德观（正义观）诠释马克思主义，以此对按劳分配进行制度设计，创造性地提出了追求经济平等的人类第二个契约，极大突破自由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这种立足现实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平等的渐进之路，闪烁出理论者勇于创新的光芒。这种理论创新，契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具有很强的诠释张力。刚强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一方面他极其雄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论证中国制度的合理性，批驳自由主义广为传播的一些谬论，特别是多党民主制等理论；另一方面又在理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改革现有制度构建新制度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设想。广征博引，剥丝抽茧，逻辑清晰有层次，联系实际有章法，既破又立，展现出青年理论家的非凡风采。
我个人很欣赏刚强同志关于国家学说、人权主权、法律政治关系等等的重新诠释。比如关于国家学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刚强同志敏锐地重新发现马克思提到过的“国家公共性”的观点，进而通过“社会契约”理论重新整合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更有力地解释了国家的性质。又如关于人权主权理论，马克思也认可主权的有限性，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刚强同志重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人权、主权理论，使其更符合渐进社会主义的要求。再如，刚强同志关于“政治、法律、法治”的剖析，既有理论深度，又直面现实，非常接地气。曾经一度，“司法独立”口号在法学界风靡一时。刚强从政治与法律关系入手，分析政治思维与法律思维区别，探析其背后的道德哲学依据，论证法律无外乎政治下法律的实质，进而指出“法律人”统治仍旧摆脱不了“人治”的嫌疑，从而给割裂法治和人治联系的人一记重拳。刚强还阐述了“司法独立”与人民司法的区别，用马锡五审判和枫桥经验说明人民司法的实践模式。可以说，在本书的每个章节中，刚强都有这样精彩的思辨，对传统理论既有吸收又有创新。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要面对不同的时代需求来发展完善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大量的理论创新。刚强的这本书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高举经济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旗帜，创新探索通往平等之路，理论逻辑清透，论证有力，值得关心新时代和中国发展的读者认真阅读和思考。（钱进 经济学博士 现供职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