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的要求。尤其是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了文艺发展新航向。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是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职责，而在新时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判断、划定根本遵循、标注价值航标，则是政治家的文艺使命。

　　历史创造没有旁观者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专门的文艺工作者。但从历史的进程来讲，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则不是专门的文艺工作者，而是由历史的推动者、实践者主导。政治与文学的融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传统。“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是散文、诗歌的大国，“诗言志，歌咏言”，诗歌是永恒的道德载体，也是“士”的精神能够传承千年的根本。精彩华章传诵千古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他们都出自当时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之手，很多文人墨客都是充满情怀的政治家、军事家。前人讲“读《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诸葛亮、李密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他们创造历史的情怀。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激荡百世的范仲淹，他作为政治家在安邦定国方面的成就远高于他的文学成就。我们也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那个时代的历史气质与精神特征，在这一点上，每个时代都是相通的。即使在西方国家，政治家也对文学艺术高度重视。丘吉尔获得诺贝尔奖不是因为政治成就，而是文学成就，“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奖以荣誉”。这个颁奖词体现了对一个时代的推动者而非旁观者的褒奖。他的“二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都是传世经典。保障已经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品质不被降低，应当是政治家的天职。　　

　　文明演进需要思想者

　　人类高尚的情感如果没有正确和正义的思想作为支撑，将毫无价值；同样，人类高尚的情感如果没有勇于牺牲的实践作为支撑，同样毫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马克思的散文水平达到了德国最大家的水准，让人心潮澎湃的不仅是文采，更是他改变世界的全新的世界观。列宁一生写下了4000多万字的思想深邃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是这些思想引导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二十世纪初震撼了世界。他们体现了革命的文学永远不能与革命的实践相脱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毛泽东同志是文章圣手，汉语大师，他的思想与二十世纪中国发展相伴而行，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重新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他的诗词、书法雄视古今，超迈脱俗，其实都源自这种思想的境界。《邓小平文选》可称当代“论语”“无意为文而其文自工”，这是邓小平的境界。他的带有语录体色彩的讲话，比《论语》内涵更加广阔、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全新时代，以崇尚立德立言立功为不朽的孔子，若是生在今天，恐怕也要视其为周公、文王。

　　习近平同志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之江新语》的广泛流传，已见一斑。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尤其是讲话原文，被大家借了又借，读了又读，也是多年没有的事情了。他访美、访俄、访欧以及在一带一路北京峰会的演讲，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和平情怀。即使是简短的新年贺词，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汉语的温暖与热度。笔者与一些党政部门的同志交流，大家对这个话题谈了又谈，尤其是那些常年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认为，这是一种解放，习近平同志在用他的行动改造我们的文风。我们深知，这种变化不亚于推倒山林文学、官僚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学的改造，只不过同样体现了他的风格：务实、沉稳而无坚不摧！旧文风的轰然倒地和新文风的树立同样不可阻挡。

　　人民群众是自己思想情怀的主人

　　现在一些所谓公知最反对的是文艺上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反对为人民服务、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其实这是他们最大的无知。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从来不需要别人来为他们代言。处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人民，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的中华民族，他们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认识，而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便捷工具和广阔舞台。他们有权利蔑视那些把人民当作群氓，把党和政府当作敌人的所谓公知们。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他们能够将人们引向何方，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在市场中能够换取名利与地位。他们一方面把纯朴的民风、社会的信任、民族的感情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另一方面又假惺惺要把民众“超度”到“西方”去。他们既没有姜子牙的本事，不能把中国人都“招”到西方的封神台去，也没有能力在现实中把中国改造成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所以他们只能主观臆造一个“神话”，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谩骂那些不相信他们鬼话的人。所谓公知们的这种把戏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但仍然也要批判。而这正是政治家的职责。换言之，从自己的实践中走自己的路，相信自己的创造和选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品质。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主观重塑。必须否定所有主观臆造的历史，还以客观历史的真面目。思想如此，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因此，在追求中国梦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理想，只要理想是用诚实的劳动来获得，他们就可以创造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艺术与思想理论，而不需要任何不愿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所谓公知们来“超度”。

　　青年人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时代情怀

　　更进一步讲，要教育青年人形成当代人的自觉。80、90、00后的人群敢于创造新文艺形式，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感。但要重视的是，这种工作也有一种危险的倾向。比如韩寒、郭敬明等人本来有希望成为一代人的代表，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了反面。当他们冲决传统的文坛后，其实是建立了自己的“圣坛”，在冲破旧有的圈子之后，形成了新的自己的小圈子。如果他们不能够与这个时代同行，则不过是会让更为强大的后来者拍倒在沙滩上而已。曾推动历史前进的人，若不能与时代的伟大实践、与人民的创造紧密结合，与他身边的千百万人同呼吸共命运，历史也终会将他们抛弃。从文坛闯将变为颓废的文人，这样的例子在近代史上难道还少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因为那一代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无论是革命家还是工农领袖，均敢发醒世之言，甚至要冒断头灭族之危险，以求真理之光，因为他们都无一不是感受到了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所以他们的言行唤起了一代民众，冲决一切罗网，向着新中国迅跑。同样，75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为人民创作，为社会主义创作，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他们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塑造了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现在他们怀念那个时代的小说、诗歌、电影、戏剧，那些作品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共同记忆与回响。而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最不能容忍的是文学艺术不能够回应这个时代，而是把低俗当通俗，欲望当希望，感官娱乐当作精神快乐。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文艺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历史推动者的文艺的对象也从不是小圈子孤芳自赏。

　　因此，一切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的人们，都有责任用崭新的文学与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激励自己，鼓舞同行的人们。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这　是一种特长，那么在现代社会当　成为一个民族的本能。

　　那就是：文艺永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主导的文艺，文艺永远是为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创造的文艺，这样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主体和创造范畴给出了鲜明的方向。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经典作品《红岩》今年上半年的发行已经接近100万册，说明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真正的改革者不会借助他人之口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因此，处在“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青年朋友们，要勇敢地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回响！（皮钧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