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18年的嫖宿幼女罪，终于被废除，众望所归，大快人心。为何废除？已无需赘言；废除意义，也不必详谈。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不止是废除，还表明了严惩的价值立场，即除了一律以强奸论，还要从重处罚。
最近有个案例是，“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利用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百色助学网”为幌子，蒙蔽爱心人士，胁迫或利诱未满14周岁的受捐女学生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利用金钱诱惑或不予发放助学金为由，拉拢、劝导、诱惑这些贫困女生接受外地老板嫖宿或包养。按照新法，不管那些未满14周岁的孩子同不同意，王杰与其发生关系都是强奸，都应该被从重处罚。
同样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8起典型案例，反映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这既为各级法院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照标准，也对于社会公众的类似行为产生导向引导作用，规范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当我们让法律更加严格的制约性侵幼女的时候，堵住了想“钻空子”的人的洞口。这不仅是群众的意愿，更是社会的需要。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吴情树撰文认为：为了保护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身心健康，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对于不管什么场合下的幼女都应当给予同等的对待和保护，没有必要做区分。“不管什么场合下的幼女，其同意和承诺均无效，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并从重处罚。”他指出，取消嫖幼罪合乎法理。
国家立法机关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重大修订，体现了对于主流民意的充分关切和积极回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开明的态度。开门立法，立法和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既可以提高立法工作和法律规范的质量，使其更具公信力和权威性基础，也可以使法律规范获得更广泛的拥护支持，为法律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此次刑法修正案的通过是一次良好范例。应该以此为契机，健全完善群众意见表达机制，建立常规性通道，使群众的普遍期待能够更有效地上升为国家立法，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当然，对于群众意见的表达，还要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重要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深远，与群众的安全和利益息息相关，当然要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法律又是一门严密精准的科学体系，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经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法律专家，才能更好地胜任立法工作。
从立法上加大对性侵幼女的惩罚力度，这是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首要一步，但远远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止步于欢呼法律的通过，恐怕还不足以改变幼女们的危险处境。有法可依之后，还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些引起广泛争议的性侵幼女案件，其实并不是法律的条款出了问题，而是法律的适用出了问题。如果司法实践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立法的推进并不能必然带来实际社会效果的改善。在法律之外，还要有社会建设、家庭建设，以及群众法律素养、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性侵幼女案件的研究表明，这类案件多数发生在家长、学校及社会监护缺位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以熟人居多。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儿童、农村地区儿童则是安全监护最薄弱的群体，成为遭受性侵的“重灾区”。由此可以看出，性侵幼女频繁发生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法律、社会、家庭、学校，以及伦理道德系统性问题综合导致的恶果。可见，相关法律条款获得通过之后，能否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严格的实施至关重要。而在法律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还要有社会、家庭、学校、伦理道德的全面建设。毕竟，不管法律的制裁多么正义严厉，它都不可能全部挽回性侵所造成的损害。要最大程度地减少，甚至杜绝性侵幼女的现象，在法律之外，社会、家庭、学校和伦理道德缺一不可。只有它们共同参与，才能织成坚实的保护网，保护幼女免受侵害。
（观点来源：解放日报、新安晚报、大河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