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在刑事侦查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角色和职责，与伪证罪主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单设“警察伪证罪”，恰恰有违“证人理论”。
河南柘城5名村民因警察隐匿证据而被判强奸罪、抢劫罪蒙冤三年事件，让人们再次反思和重提是否应该有“警察伪证罪”这一话题。有人认为，该冤案中的余鹏飞警官，不仅涉嫌徇私枉法罪和刑讯逼供罪，而且也涉嫌伪证罪，甚至妨害作证罪。而我国刑法中却没有“警察伪证罪”条款，与我国“证人理论”不符(9月14日《东方早报》)。
其实，关于“警察伪证罪”以及“检察、审判人员伪证罪”的争议，此前已经出现。早在应否取消“律师伪证罪”的激辩中，就有不少人质疑:为什么刑法单单规定了“律师伪证罪”，却没有规定警察、法官及检察官的伪证罪?显然，那时的“警察伪证罪”，是作为否定“律师伪证罪”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了进行类比推理而提出来的;此时提出“警察伪证罪”，则意在与普通伪证罪的危害性进行类比，从肯定、支持和呼吁其单独入罪的角度来谈论的。在笔者看来，虽然出发点和视角不同，但其背后的关键点却是一致和相同的，它们都涉及到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责定位。弄清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理解我国刑法为什么不单设“警察伪证罪”。
伪证罪的客观表现尽管有所不同，但从刑法理论上看，伪证罪在犯罪主体上却是特定的，即属于特殊主体。特殊在哪里呢?我们不妨从他们与案件的关系来分析。伪证罪主体对案件而言，是不存在任何法定职权和职责的，既不需要收集证据侦破案件，也不需要维护社会安全主持司法公正，他们只负有就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实提供证人证言、物证、客观笔录和鉴定结论的义务。总之，一句话，刑法之所以追究他们的伪证罪责任，是因为他们在相关司法诉讼活动中仅有一项义务，那就是“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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