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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生人的我，对食物保持着一种天然的“饥饿状态”，从小就养成了“狼吞虎咽的粗鲁”。那个时候，“吃不饱”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记。

　　小时候，我家里缺少劳动力，在集体劳动中挣不了多少工分，加上我身体从小多病，更耗费了父母大量的时间照顾，每年分到手的粮食就更少。包产到户之后，父亲因为长期外出挣钱为我治病，农活就由母亲一个人来干，收成更是微薄而寒酸。吃稀的多、吃干的少，除了逢年过节可以保证油水外，平日里很难见到鱼肉荤腥。母亲是一个非常节俭又极好面子的人，她总是把好东西留给来家作客的人，而对我和姐姐两个人极为严格。家里有一点稍微好吃的东西，她都会藏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我们找出来给“私吃了”，还把本就稀缺的猪肉熏制好后，高高挂在伙房的梁脊上，让我们每天眼巴巴的盯着——望眼欲穿。

　　印象中最深的是，有一天早上，我们娘三人像往常一样在院坝中吃早饭。我和姐姐端着一个斗大的土瓷碗，盛着满满的一碗稀饭，稍一抖动就可能会溢出。两人紧挨着蹲在院坝前的洗衣台前，伸长脖子转着嘴角小心吸着汤汁，看门前李树的倒影在碗中荡漾，现在想想倒有几分惬意。邻家二叔是大队干部，又“暗自”做了点生意，端着一碗厚实的红薯蒸白米干饭，上面覆盖着用菜油煎炒的白萝卜榨菜，浓郁的香味刺激着我们“灵敏”的味蕾，久未被油水浸润的肠胃无比饥渴，诱惑得我们不由自主地发出满腔的涎液，与清汤寡水的稀饭一道，顺着喉咙进入了“贫瘠之地”。

　　母亲在一边也是吧唧着嘴角，双眼瞪着，恶狠狠地对我们姐弟训斥道：“你们要是不认真读书，将来有出息点，就只能把你们寡得舌头舔灰”。

　　母亲说话一向说到做到，有一天她回娘家去了，留下我们姐弟在家互相照顾。没有了“严母”的管束，我和姐姐胆子就着实肥了一把——我们把米缸打开之后，足足淘出了两斤大白米，再偷些已放置的有点发老霉的老猪油，蒸成油光可鉴的大白米饭，全都吧啦进了肚子，吃得滚瓜肚圆，美美地享受着。回来被母亲发现后，用生硬的荆条抽得我俩满地打滚，那种痛苦的感受，至今都依然记忆深刻。

　　作为小孩，最留恋的事莫过于农村办喜事。有一次，我与邻里七八个小朋友去参加同村一家人的婚事。满桌除了一位有七十来岁的老人家，其余全是十一二岁的小孩。每次菜一端上来，老人家还没有动筷子，就被我们一群小孩给疯抢了。菜都上了一半之后，老人还没有机会尝尝菜的味道，气得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谁让他遇到了一群肚子缺油水的家伙呢。

　　后来读中专时，因为忙着下课后去抢饭，我还因跑得太快而摔断了手指骨，因接得不好而留了一个很大的硬块。每次在家吃饭，菜一上来我就闷着头大快朵颐起来，妻子总是抱怨我：“你是饿鬼投胎啊，不知道慢慢吃，又没有同你抢。”只有已经老了的母亲，一边给我夹菜一边慈祥地看着我，笑而不语，表情有些复杂。

　　“为饱食而忧”已成为历史。现在，超市里、市场上，各种食品和生活物品应有尽有。新鲜的海鲜、水果、时蔬，从沿海发货很快就到了家门口，真是丰富而又方便。生活好不好，看看身边一个又一个胖子就知道了。就连骨瘦如柴的我，现在也在为日益发胖的身体而担忧。在我们这边远的川东北小县城，一个又一个健身房、瑜伽、跑团等都在不断的兴起，人们见面时不再谈论“今天吃什么”，而是“走，我们健身去”。我儿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却已达到130多斤，已然严重超过正常标准。尽管这样，我的母亲每次在我带孩子去看他时，依然不停地往孩子碗中夹肉。营养的过剩，让很多人的体重都严重超标，我现在制定的饮食标准集中体现在“少油、多绿、淡盐”六个字，闲暇时间也多到乡下去转悠，整一点山间田头的野草野菜，弄回家来打牙祭，是谓“吃草”。

　　这景象颇有点像段子所说，“当我拼命从农村跑到城市，结果别人又人城市往农村跑。”吃饭这件事，也由吃饱的最基本要求，上升到如何吃得更科学、更合理、更营养的层次。吃的转变，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巨变的一个缩影，“幸福的烦恼”越多，“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更有张力。感谢这个时代，我们继续前进，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堂吉伟德）